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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科创发展与投融资的关系》
2025-10-20 11:33:30
作者：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关于中国科创发展新趋势与相关投融资新需求的认识，需要几个层次来谈一下看法。
第一、要勾画一下，中国科技创新的蓝图
我们现在是处于科技创新"数字化生存"的竞争时代，已经从前些年形成的互联网+概念推进到现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前沿创新状态。那么看新趋势，可以先做个路径的回眸，再做展望。我们人类社会，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个历程中间，首先约1万年之前有生产力上台阶的农业革命，然后有大约300年前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上个世纪后半叶，有了半导体概念以后，引出的是当下日新月异创新大潮所称的信息革命。从最早的半导体概念，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了互联网的概念，再到过了世纪之交以后，大家看到的越来越流行的移动互联概念，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等，是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变化加速的感觉。我们中国人追赶硅谷引领的创新大潮，是在上个世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取得一系列进展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起引领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跟上信息革命的大潮，与时俱进，大踏步地赶上时代。
过去中央说的是大踏步跟上时代，改为现在这个“赶”字，更有紧迫的意味了。我们前些年刚讲了从移动互联网带出的有移动商务，也包括移动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创新发展，而现在与万物互联、互联网+等相伴不期而至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大模型，又突进到现在概括性表述的人工智能+这样的创新发展，使我想到，人们已经说了多年的摩尔定律这种信息革命、颠覆式创新，是在不断地震撼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境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和很多中心区域的书店、书摊儿上有流行的那本《数字化生存》--外国专家所写的著作，大家都很关注那样一个概念。我当时接触到，也是懵懵懂懂，但现在已很显然，我们真的是在数字化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来从事自己所做的各行各业的工作，每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智能手机在手，那简直就寸步难行。
这种数字化生存，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间要对接到现在除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的这些主体之外，所有的行业、所有的赛道上的主体都必须注意"数实融合"概念，这个"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的融合，是势在必行。千年之交之后，中国自己也终于有了本土上引领潮流、辐射世界的头部企业数字平台公司，前几年一度经历整改的波浪式考验之后，正在以完成整改为契机，寻求实现新一轮的追赶。而在前一段时间，以deep-seek、杭州六小龙为表现的异军突起，明显产生了鼓舞人心、激励梯队的强烈的正面效应。如再要进一步说到前沿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机器学习已经又要推进到脑机接口，所谓人的碳基生命，和以后机器人的硅基生命，可以在脑机接口这样的机制上合为一体。又有，现在普遍的电子计算机，按照专家的说法，将会被"量子霸权"时代的量子计算机取而代之，现在这方面正初露端倪。
那么这样回顾之后的展望就是，我们中国科创发展，在新趋势而言，连接着未来星辰大海的这样的一个眼界上，直观的看是需要以头部企业、头部平台，紧紧把握住数字化创新前沿，跟着的有独角兽、瞪羚这个梯队，再对接到数学实融合概念下牵引着专精特新小巨人的集群，而且要生机充沛地形成其他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加入整个产业集群，来力争实现新质生产力支撑的跃迁型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对这个大趋势，需要我们充分他认识它，进而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努力中落实到对中国"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行稳致远。
第二、支持科创发展的投融资方面的创新举措
首先要说，在中国，我们必须完成经济社会的转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的实现，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央的文件已反复强调，改革是"牵引"整个时代列车的火车头。这个"牵引"的概念，也就指的是领导人所说"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自觉把改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我们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来理解，这里边最大红利的源泉在于制度要素创新，因为逻辑很清楚，只有改革攻坚克难，才可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它是"纲举目张"之纲。要伴随着思想观念创新，在中央反复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这个功能作用发挥之中，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在打开潜力空间的视角来看，又可以特别强调，就是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特别表述过的，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创新可以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但如果制度创新不到位，我们一定会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等这方面迟迟不能够破解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这种逻辑关系我觉得已经反复地被实践所证明。那么，就必须正视我们在改革深水区里怎样啃硬骨头，怎样攻坚克难。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是把这种改革作为工作任务的命题，落实到了阶段性的300多项改革具体任务。在去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些改革任务的同时，还有明确的时间表，要在2029年把这些任务推进到完成状态。以改革牵引科创及全局发展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纲举目张，一定要经受考验，攻坚克难，达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这个意图。
跟着要说到高科技前沿"从0到1"的这种原创性的创新，我国仍然还是短板。这种原创性，当然是指最前沿的突破性成果了--把握住这个前沿，我们要追求不论早一些，晚一些，一定要进入到有能力实现"从0到1"原创的这样一种境界。于不懈追求中实现这种突破，我们才可能有中国实现现代化必然需要的追赶-赶超战略所达到的"后来居上"。否则你只有“赶”，哪怕有"从1到100"的令人受到鼓舞的进步，但是毕竟还没有"超"。这种以追赶而实现赶超，也就是超常规的发展。不仅中国的不少学者，而且包括有西方学者，也认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均衡线状，有"蛙跳模型"所解释的、可能追求的超常规状态。这在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的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进步中于阶跃曲线上"上台阶"的这种超常规，我们可以从大量经验中来总结和认知。
接着说，所谓原创性新突破的出现，也包括紧随原创的重大应用性突破，在信息革命时代已经无法由政府官员或者某个专家团队具体设计，必须依靠在高水平的科研生态环境中间，让它们"自己冒出来"。而这种环境所要求的高标准、法治化、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的试错包容等等特点，在中国只能拜实质性的配套改革之功--这是前面已经强调的，跟着的呢，是对数字化科研成果寻求突破性成功的前沿项目，我们要认识到，它们属于成功率极低的风险类型，所以仅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也已经能够看到，具体会在哪里实现突破、达到成功，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在前些年，国家明确地给出了一些特定区域性的创新高地的概念，比如北京有中关村，上海有张江，是吧？这种高科技园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那就意味着在"有意栽花"这方面有了最权威的文件依据。中关村的发展战略，我当年是作为专家参加研讨的，内部讲就是要寻求建成中国的硅谷。这么多年了，中关村确实有长足的发展，在北京有20多个飞地，到各个具体场景来看呢，也是有宏大的气象。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讲，"有意栽花花未发"，到现在为止，中关村概念之下并没有出现一个叫得响的头部企业。而"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影响全局的成功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全局皆活的那些头部，主要出现在深圳和杭州，恰恰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国家这种明确规定的重点高科技园区战略规划。这表明的是什么呢？这种成功率极低的风险类型项目要实现突破，必须更多寄希望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让底层的试错创新潜能，更充分地、放开地起作用。
从经验和统计现象上再紧跟着说，必然要考虑，什么是与上述这种试错创新适配的金融支持类型？显然，主要的投融资的支持力量，不能再主要依靠我们于发展比较靠前阶段上的银行贷款这样的间接融资。必须明确地说，它们只能主要依仗于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直接融资概念之下的VC、PE等私募股权投资。风投创投最前沿的是所谓天使投。现在我们如果从中国回顾起来，最早被称为风口上的猪——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来看，它的这种脱颖而出所依靠的资金支持力量，是马云到处求人都被看做骗子之后，他却能够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说动软银的掌门人韩裔日本人孙正义，孙正义给他20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个决定性的天使投资直接融资支持，使阿里终于突破了痛苦的烧钱瓶颈期而一飞冲天，"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这种规律性的特征，可观察还在不断地显现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中国和欧洲也都注意到，对硅谷的这种直接融资最前沿的支持，我们在仿效、借鉴的同时，还可以加上政府更有作为地提供产业引导基金、孵化器式创业园等这样的助力，但毕竟最主要的支持力量，不能指望传统的间接融资，也不能以寄希望于政府主导来实现突破。必须承认，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特征之下，必须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要有作为市场主体的这些科技精英得到一些金融精英的那种类似于"敢赌服输"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支持，来寻求突破。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认识，在中国要达到较普遍共识，恐怕还要有一个过程。我在一些地方的论坛上说到上面这些观点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官员不高兴，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应该大显身手，而你怎么说最主要的是非政府主体的贡献呢？这需要大家进一步探讨，我愿意很直率地把这个观点说出于这个汇报中。
第三、科技创新的金融系统与社会的匹配
再接下来，就整个金融系统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来说，直接融资的公募、私募加上间接融资的贷款等全套结构特征，在中国应该放在于金融多样化改革中间，实现所谓无缝连接:就是贷款、债市、股市、供应链金融、政策性金融等等，各当其位，合成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样一个体系。各种主体的各种类型的融资需要，都应该在金融供给体系中找到其可生成有效供给的金融产品，这是对我国金融改革我愿意把它称为"多样化"的任务。
在各地政府辖区空间视角，以及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时间序列里边，必须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中央文件在领导人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后，明确落到了因地制宜的概念上。在基于有效、有序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成功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化之中，我们必须以保护产权、守正出奇的制度机制，来赋能于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并争取配合上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配套改革，达到在新趋势下，我们实现数实融合，符合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进步意图。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对应于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贡献来看，是只有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实融合的创新发展，我们才可能把中国主要的产能，从现在早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然而大而不强、主要的产能还落在"微笑曲线"中间低收益的加工生产的这个位置上，托举到左右的高端，就是创意创新成功而树立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叫得响的品牌，以及末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和市场扩展，使我们在升级版的情况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以跨国公司架构，掌握着左右的高端收益，而自己可以把生产线出海放到外国、别的经济体的那个场景里面去，来更好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的这样一种突破。现在这也已经露出端倪，我们要进一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追求卓越。
上述这种科创与总体产业集群升级版的打造，可以称为我们金融履行自身功能作用以有效供给去满足的社会新需求。这个新的需求具体的新意，就是必须合理、建设性地体现在整个创业创新体系中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节点、各个赛道上的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开创新局面。对它前面的改革龙头和更多依重直接融资，我已作了强调，进而对于各个行业、部门、企业、市场主体而言，在具体任务这个直观表现上，我愿意特别强调，必须有供给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每一个主体都要力求有高水平方案，因为不可能拿来一个所谓万应药方，在各个领域、各个赛道上去套，就解决了创新的任务。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高质量发展大政方针下这样一种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力求高水平，是现实生活中间实质性的挑战与考验，正是满足新需求在使有效供给落地的时候，具体地要由我们交出较高水平答卷的一种考验。
作者简历：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贾康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在《经济》《财政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500多篇、财经文稿数千篇。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2013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并积极推动“PPP研究院”（任院长）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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