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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从“十五五”规划看中国经济的未来》
2026-01-27 09:58:15
作者: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十五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已经颁布了,如果大家去读一下,就会发现“十五五”规划非常全面,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值得关心的就是写在前面的几条,因为这几条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国家经济走向的重点。“十五五”规划前面两条是什么呢?第一条是我们要继续投资制造业,要把制造业工业体系做得更加完整。第二条是我们要继续投资于新质生产力,要做0到1的创新,要做原始创新,要推进技术的自立自强。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两条内容呢?
首先作为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达到一定顶峰时,一定会开始下降,所有发展起来的国家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国家的这一比例在2010年事实上已经达到顶峰,中国制造业无论是从增加值占比还是从就业占比来看都在下降。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制造业的就业占全部非农就业的比例大概也就在15%-17%,这两个数字还会下降。大家可能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来投资制造业,来做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如果投资制造业,我们投什么?我觉得主要投资两方面,第一个是效率,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在垂直领域里,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好、资本回报率也好,要不断提高。现在看来,AI的应用、自动化的应用正在推高我们的产业效率,这不仅仅指我们看到的那些AI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二就是要补齐一些短板。因为中国是后来者,很多方面其实还面临着美国“卡脖子”,还不能完全靠自己生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要进行进口替代,把这些短板都给补齐。以上是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做制造业的两个重点。
那么,怎么理解我们要做的第二点,也就是科技创新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首次提出要专注于0到1的创新,要专注于技术的自立自强呢?我觉得也和中国的整个发展阶段是相关的。我们国家的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比已经达到GDP的2.7%,这是什么概念呢?和我们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他们的R&D投入大概不会超过他们GDP的2%,甚至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没有超过1%。中国的R&D投入曾经达到过美国的70%,过去几年由于汇率的变动,以及美国的通胀率,我们现在的R&D投入大概能达到美国的50%到60%。但这是以名义量来计算的,如果按真实购买力计算,中国的R&D投入仍然可以达到美国的70%-80%。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价格比美国低一半甚至更多,所以从实际购买力来说,我们的R&D投入已经几乎赶上了美国。如果把我们的R&D投入和排在第三位的日本相比,我们大概是日本R&D投入的三倍左右。而且我们的R&D投入跟美国的结构非常相像,70%的投入是来自我们的企业。
所以我估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更多由企业支持的科研成果走到世界前列去。大量的R&D投入,使得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怎么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项放在首要位置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就是国内原因。国内原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制造业是重中之重。
到上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但仍然要搞重工业,因为当时的领导人知道,只有搞重工业,才能摆脱对世界体系的依赖,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今天,我们要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发起又一次冲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又回到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在这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全力发展制造业。
第二个方面,就是发展制造业,投资高科技,投资0到1的创新,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要步骤。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无人区”。
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201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调整的角度来理解。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一场深刻调整,主要就是把大家的精力调整到制造业、高科技创新上来。因为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过程。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否认那段时间的成就,中国的金融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看到,由于金融进入了一种无序发展状况,“脱实向虚”的过程对实体经济发展是有损害的。
作者介绍:
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经济学(季刊)》主编;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50人成员。姚洋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经济评论》《美国政治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意义》,并与他人合著《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我们的时代》《良治:儒家文化的启示》以及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等著作,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穿行于书斋和现实之间》和《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和《中国经济学四十年》,与他人合编《中国2049》《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中国新叙事》和《中国发展经济学》(待刊)等;在《读书》《南方周末》《人民日报》等杂志和报纸发表上百篇通俗性文章和评论,并在Foreign Affairs、Financial Times和China Daily 等英文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获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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