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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经济增长新空间有待再次解放思想》
2026-01-25 09:56:36
作者：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正在全球产业的诸多重要领域攻城略地，把原先由德、法、日等国霸占了半个多世纪的“好买卖”抢过来。按道理，我们把这些富有国家的“好买卖”抢到手，本应就此过上跟他们至少差不多的好日子。但实际情况是，国内消费、就业、经济增速、通胀率，这些情况都没有明显好转。如今中国在通缩边缘徘徊，这比通胀还要麻烦，意味着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买房子、不敢借钱，也不敢投资。具体来看，首先，借助电动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传统汽车领域一系列技术的逐步成熟，中国的汽车出口正在超过德日等的汽车强国，尤其在电动汽车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其次，在无人机领域，中美两国在技术上领先于其他国家，都属于技术第一梯队。但在无人机制造的成本方面，人民币与美元实现了购买力平价。一位国内无人机领域的权威院士曾指出，就成本而言，一万人民币在中国能购买的无人机，约等于一万美元所能购买的美国无人机。
另外，中国第一架大飞机C919已经交付使用，甚至连飞机发动机都即将国产。同时，芯片领域也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惊喜。芯片的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还有前几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出坞，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产业发展的意义来说，高端邮轮可能比航母还重要，中国正在抢占过去由他国垄断的高端邮轮市场。
在中高端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年轻人失业率正在超越南欧。南欧国家的治理经常出问题，年轻人失业率是出了名的高，一直为世人所嘲笑。但是现在，我们要反躬自省，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南欧了？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水平也是相当低：1998年，我在央视打工，一个月到手3000元。整整25年过去了，现在的大学生本科毕业，能拿到的工资比我当年多不了多少，可今天咱们央行资产负债表比当年扩大了许多倍，而现在的房价和过去也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最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年轻人失业率迅速上涨，更重要的是失业结构的变化， “工作难找”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因为我们无法在写字楼里创造出足够多的体面工作。对青年失业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我的团队做过量化研究，研究哪些变量对政治稳定冲击最大，结果发现青年失业率是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我们要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提起高度重视。
明明中国在产业上突飞猛进，同时也拥有大额顺差，为什么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投资、消费、通胀等数据不容乐观？要准确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实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一系列“迷思”。我指的是过去40年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中存在一系列“迷思”，关于政府、福利、债务、税收等等，都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乃至方向性错误。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进步正在摧毁属于年轻人的许多白领岗位，此前的大学急剧扩招和产业结构变迁速度较慢等因素，也带来的人力资本的供需结构错配；但是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福利体系严重滞后的问题，也加剧了国内消费市场的乏力和年轻人就业的困难。中国的供给能力不断攀升，国家在加大产业补贴、研发投入方面很给力，但是再分配却严重不给力，从而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企业部门与家庭部门之间，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失衡。现在学术界有声音提出，要推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富人搞慈善。这个思路恐怕回避了真正的矛盾，真正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国产业进入新时代，但是分配思想仍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要想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局，就必须打破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对大政府的恐惧、对债务的担忧、对高福利和高税率的厌恶，对人口规模的否定。这些否定性、限制性的迷思，都源自197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甚至是美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催眠与浸润。只有打破这些迷思和思想枷锁，我们才能找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治国理政之路；只有真正落实“共同富裕”理念，才能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作者介绍：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 货币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兼任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等职。翟东升教授长期从事货币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经常参与发改委、外交部、工信部、中联部、中组部等部委的政策研讨和出访活动，同时与美国、欧洲、俄罗斯、东南亚多国智囊机构保持着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从而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二轨交流做出贡献。2013年春季，美国国务院特邀他赴华盛顿为美方中高级官员讲授中美经济关系。华尔街知名对冲基金邀请他为公司高管讲授中国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多年来，翟东升教授受邀参与了多个省部级单位的授课、座谈和专题策划，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外宣办、统战部、工信部、海洋局、中央党校、团中央、军科院等重要部门。先后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中国、欧洲、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地发表，出版了《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潜能》《货币、权力与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货币金融问题》《大国货币》《平行与竞争》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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