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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可忽视的两点》
2026-01-22 15:42:59
作者刘国恩（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完善支付手段。因为现在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疗保险第三方去购买的，发挥了政府筹资的作用，又发挥了市场作为购买方的作用。但是作为第三方去购买服务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激励能够越来越相容，达到的目的才是最佳的。假设我们继续沿用现在的做法，中国也好，很多其他国家也好，都是按照疾病来进行支付的。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住院费用通常来说会高于门诊费用，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当然希望住院的人越多越好；但从医保方和患者方的角度来说，个人当然不愿意得大病，医保那边还要支出更多的钱。因此，医保方、患者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这个激励不相容，各方就会在矛盾中前行。
假设我们能够探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能够按照居民的健康程度来支付我们的医疗服务——提供服务的主体生的病越少，医保给这些主体支付的越多；生的病越多，则要从我们给的支付里面扣除。这样医疗服务提供方才有动力和积极性来开展预防性的服务，开展促进健康的服务，因为这样做它们才可以留下更多的钱。这样的结果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希望患者少生病，这和患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医保方作为支付机构也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从而使得三方的激励相容。
以健康为基础的支付方式，目前当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如何做得到我们并不清楚。但中国这么大，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试验呢？可以和医院签订合同，医保给它们进行结算的时候，不是按照患者看了多少次病，而是看这个地方的居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水平越高，给医院结算的收入越高，反之则扣除部分收入，医院留下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样，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就能够相容。这个理论上讲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实践起来肯定有难度，但是它不影响我们去做实验。第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如何发挥个人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作用，而不要通过完全家长式的管理思路，替人们把所有的健康医疗决策都做完。这样可能会花更多的经费，还不会得到每一个人特别好的配合。所以应该把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更好地考虑到我们未来卫生政策的制定当中，从而让每个人发挥越来越多的能动性，使得他们身心愉快，配合程度更高。
作者介绍：
刘国恩：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美健康二轨对话》中方召集人，国务院医改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曾全职任教美国南加州大学、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医疗体制改革、卫生技术评估，致力于健康经济学、医药卫生政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医药经济学、成本效益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出版经济学专著多部。2012年入选“2012年医学界十大焦点人物”；2019年获评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医改专家”；2022年，当选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特邀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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