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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全球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寻路》
2025-11-27 19:48:21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我国已逐步建立土地市场并推动公开透明的招拍挂交易机制，但距离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土地市场仍有完善空间。比如，农村有大量土地资源，包括规模可观的宅基地，但受限于现行制度，这些资源尚未充分纳入流转体系、参与更广泛的市场配置。土地价格本身就包含着体制成本，当前由于利益问题，给改革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要素成本和体制成本双双上升之时，作为对冲力量的改革力度减弱了。
随着大量货物出口，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带来的重要成果。然而，当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货物出口带来美元收入，形成国家外汇储备；央行需按照当时1:8的汇率将等值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国内市场，但此时，与这些货币对应的商品已出口国外，从而使国内货币总量超过商品供应量。这种局面短期看很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平衡已被打破，过量资金集中流向某一领域时，该领域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失衡。
与此同时，国际上另一端的失衡也在累积。美国面临的贸易逆差高达一万两千亿美元，意味着他国大量商品卖到美国本土，就业机会流向境外。当公共债务持续积累时，便会难以平衡。自2017年起，国际经济摩擦逐渐加剧，以贸易争端、科技限制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全球层面的失衡，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复杂。
一、大变局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用“三明治”可以形象地描绘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三明治”上层的“面包”是发达国家，他们拥有以创新为基础的独到性优势，产品和服务都价格高昂。尽管其要素成本高企，但由于创新能力强，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便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购买热潮并迅速普及。“三明治”下层的“面包”是后开放国家。例如印度在1990年实施开放政策后，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迅速崛起，极大程度地释放了印度的人力资本潜力。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在不断深化开放，依托较低的要素价格、广阔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事实上，对外开放越晚的国家，其要素价格越低，初期的发展优势往往越明显。
在此形势下，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的创新创造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但距离全球顶级创新中心仍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要素综合成本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具有绝对优势，当前已高于那些后开放国家。我国处于“三明治”的中间层，既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创新压力，也面对后开放国家的成本竞争，突围的需求由此而生。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追赶动力，这本身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壮大的重要力量，但也造成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在生产端积累了非常雄厚的能力，而市场端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什么？因为我国市场曾经物资匮乏，无论什么商品，只要有货就能售出。市场能力落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很热烈。实际上，产业政策有一个前提。当年日本推行产业政策的部门叫作“通产省”，“通”即通商，将市场需求置于产业发展之前。产能不是仅为自己所用，还需要有客户和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在后发追赶中形成了生产端强、市场端相对弱的结构特点。加之我国信息流通成本低，市场反馈速度快，一旦某个产品受到关注，全国各地迅速响应、投入生产，容易出现一拥而上的局面，也可能导致大量供给而变成“白菜价”。
二、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变局的三条路径
1、细处求精益
我们发现，部分企业在外部环境出现波动时，仍能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已开始推行精益管理。过去，我国工业领域存在普遍的低效、浪费现象，由于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不易被察觉。例如，随着土地价格攀升，企业都倾向于获取更多土地，为此便把厂房建得很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生产中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空间、是否真的需要在生产线上经历如此长的流转距离？厂房面积过大、生产线布局过长，无疑会增加电力、管理、检查等各项成本。
后来，一些企业主动引入精益管理理念，进行自我优化瘦身。“精”不仅意味着规模的缩减，更是在缩减的同时提升质量。企业为何要追求宏大的场面？为何不能使生产布局更加紧凑？为何不能让生产流程更加合理？通过精益改进，企业能够大幅降低成本、显著减少不良率、有效降低库存，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下降。后来笔者在和其他企业交流中分享这个经验，大家都深受启发。此前大家多着眼于宏观，期待政策利好，期望海外政策不再多变。然而，那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能够掌控的是自己手里的事，多付出一份努力，便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2、宽处谋布局
如今很多企业已展开全球布局，这被称为“出海”。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出口比例超过40%的很少，尤其央企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做国际业务的较少。但我们考察发现，2024年，美的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41%，这一占比着实令我们吃惊。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在美的的出口份额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产的。毕竟中国素以“世界工厂”著称，产品多在中国制造后销往全球，从而形成贸易顺差，美的为何会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呢？最主要的道理是，若想让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得先帮对方挣钱，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正是为了助人盈利。
在越南实地考察中，我了解到两个有意思的情况：其一，越南没有能力长期以贸易逆差的状态购买中国商品，也期望完成工业化，实现国家富裕；其二，拥有原料的国家不希望将原料运往中国提升附加值，而是期望将提升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当地。
回顾中国两大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历史，最初是通过外资涌入带来了技术、设备和订单，进而促使原本的鱼米之乡、桑基鱼塘转变为工业化地区，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过程和逻辑不仅对中国适用，在全球很多国家也都适用。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将技术、设备和制造业带出海。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开拓难度越高。有时候，企业在国内一地发展感到困难重重，一旦走出国门就会发现发展之路平坦许多。
3、高处争独到
后发国家通常选取国际市场上销售情况良好的产品，依托自身要素成本优势进行制造，产品制成后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代。这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所走的一条路。这条路本身没有错，但是会越走越窄。
我们经历40余年的增长，创新独到性却仍然有待提高。创新需要基础科学的有力支撑，需基于原理进行探索，甄别出具有应用价值的原理，将其转化为技术，然后解决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工程与技术难题，最终集成开发出产品。国内很多工厂当前存在一定的闲置产能，不妨把这些资源拿出一部分到创新领域，实现向上突破。事实上，中国企业具备强大的创造力，大疆等优秀企业的产品并非抄袭而来，而是原创之作。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面向高端竞争的“独到性”，不是由企业自我认定的，更关键的是能为他人解决何种问题，客户是否会为其价值买单。华为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聚焦优质客户、持续发掘更优质的客户群体，带动企业在细处求精益，带动宽处谋布局，带动技术升级，向高处争独到。
作者介绍：
周其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周其仁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货币与金融、土地制度与城市化，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等。1995年底回国至今，一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为院内的博士、硕士、双学位学士及BiMBA商学院MBA、EMBA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类、产权与制度经济学等课程。他鲜明生动、深入浅出的教课与演讲也给北大学生和公众留下深刻印象。1997年以来多次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在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所授课程“产权与制度经济学”一直保持满分。2010年至2012年兼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24年5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9位专家和企业和代表先后发言，就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发展风险投资、用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治理体系、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推动香港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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