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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大趋势与小周期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2025-11-24 12:41:17
作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对华政策在维持基本思路和政策框架不变的同时，在战术层面作出一些调整，如加强对华接触与交往、对双边经贸关系表现出较灵活的姿态、在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谋求有限合作等。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更加重视塑造美国对华行为，一方面针对美国的遏制打压予以坚决回击，另一方面也因势利导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改善。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美国基于两党共识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坚决斗争，中美战略博弈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这是大趋势；同时，美国又会出于内政外交需要阶段性地缓和对华关系，以谋求中国在美国关切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趋向稳定甚至有所改善，这是小周期。
一、美国对华政策：变与不变
首先是加强接触和交往。拜登执政的前两年，受所谓“美国对华接触失败论”的影响，加之外交重点放在修复同盟体系、拉拢盟伴牵制中国上，在对华交往方面采取冷处理态度。在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拜登表达了加强对华接触的意愿。从2023年6月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议员舒默、加州州长纽森等相继访华，中美推进并启动在亚太事务、海洋、军控和防扩散、外交政策规划等领域的机制性磋商，并建立商贸、经济和金融工作组。
美方加强对华接触的最重要举措是拜登邀请习近平主席赴美举行元首会晤，并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稳定双边关系、扩大两国合作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向动荡不定的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峰会之后，美方保持了对华接触的势头。
虽然拜登政府加强对华交往的理由是要管控中美竞争、防止冲突，但双方加强接触的意义不仅限于此。中美官方保持接触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处理分歧、探讨可能的合作领域，并向两国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带动两国间更多地方与民间交往，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气氛。
其次是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美方认识到对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方宣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不追求“脱钩”，而是“去风险”。美方承认，中美经贸关系的完全“脱钩”对两国都是灾难性的，也会导致世界的不稳定。[1]所谓“去风险”，就是限制美国及其盟友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的技术或产品流向中国，防止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领域的技术提升或军事能力加强；减少美国在关键材料和关键产品供应链中的对华依赖，以降低美国对华脆弱性。对于不涉及上述“风险领域”的对华经贸合作，拜登政府持支持态度。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形容这种涉及安全因素需要管控的对华技术和商品贸易只占对华经贸关系的百分之一，言下之意是绝大多数的对华经贸关系不在限制之列。
美方也对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在雷蒙多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由副部长级和司局级官员组成、邀请双方企业代表参加的工作组，以讨论和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在2024年4月初举行的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两国商务部愿与双方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就企业关注问题进行讨论；共同支持双方举办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以及在清洁能源技术、妇女健康等领域的合作活动；加强就产业界关注的具体标准问题进行讨论；探讨加强贸易便利化合作；发挥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用，加强出口管制领域的沟通交流。这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是调整对华政策定位。拜登执政前两年，强调中国是“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愈来愈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唯一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推进对华战略竞争，致力于实现“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目标。
自巴厘岛会晤以来，美方关于对华政策的叙事有所变化。一是更多谈及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在巴厘岛会晤中，拜登希望与中方在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旧金山会晤中，双方同意在气候变化、禁毒、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
二、中国对美政策：斗争与引导
在对美斗争方面，中方果断亮剑，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商务部在2023年2月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禁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入境，不批准并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并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8]这是2020年9月《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发布以来首次将美国企业列入清单，显示了中方对美斗争的决心。中方还对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麦考尔、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等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鉴于美方不断打压中国企业，中方也采取针对性反击措施。2023年3月，中央网信办宣布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5月，中央网信办公布调查结果：“美光公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为此，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法作出不予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的结论。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9]7月和10月，中方先后出台了对镓、锗、石墨等稀土原料的出口管制措施；海关数据显示，7月以后，中国完全停止对美镓、锗的出口。由于这两类稀有矿产是生产半导体芯片的重要原材料，中方采取的对美出口管制是对美方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有力回击。12月，中方宣布禁止稀土精炼加工技术出口。鉴于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此举将制约美国打造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的企图。
中国对美斗争更加具有主动性。2023年2—5月，中国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等机构先后发布6份报告，抨击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历数美国在国内外侵犯人权的种种表现，揭露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10]对美舆论斗争不仅有助于反击美国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对华叙事，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揭穿美国政治与外交的虚伪性，削弱其国际道义地位。
从目标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愿景大相径庭。中方希望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其中共赢是关键。美方则不然。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竞赢”中国，意欲独赢而不是与中国共赢。正因如此，美方才会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也以竞争为主旨。在2022年巴厘岛会晤之前和2023年旧金山会晤之前，中方都与美方进行了密集的外交磋商，希望就处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但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并未被美方全部接受。在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不应该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但美方坚持认为中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美方会继续加强自身实力并联合盟友与伙伴同中国开展竞争。
中美共赢还是美国独赢，这是两国在基本目标上的重大差异。现实地看，这一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对话谈判克服。鉴于双方在中美关系的终极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中方提出阶段性目标，即希望在现阶段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美方则表示，不希望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也就是在持续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这样稳定就成为中美双方的低水平共识。虽然这不算是一个具有雄心的共识，但从两国关系动荡不居、跌跌不休的现实看，稳定确乎是现阶段一个值得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是管理两国关系的当务之急。
三、辩证看待大趋势与小周期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一方面是美国能否务实地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如果美国抱着“竞赢”中国的执念不放，其对华政策就会一味地偏向遏制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愈演愈烈，美方希望对华竞争不导致冲突与对抗、中美关系保持适度稳定、两国能够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合作的愿景就不可能实现。[18]如果美方认识到必须与中方找到共处之道，甚至共享繁荣，[19]不试图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不竭力阻挠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美互动就能够摆脱零和游戏，两国关系就会有更加积极的前景。
另一方面是美国如何处理对华竞争。竞争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共识，但竞争的边界并不清晰。例如，在经贸关系上，虽然美方强调不“脱钩”而是“去风险”，但美国不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对华出口管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限制双向投资等，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023年11月举行的中美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谈中指出：“国家安全的泛化、政治化影响正常贸易投资往来，双方讨论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十分重要。”[20]2024年1月，王毅在同沙利文的会晤中强调：“各国都有国家安全关切，但必须正当合理，不能搞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更不能借此遏制打压他国的发展。”[21]2024年4月初，在中美商贸工作组举行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也重点就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做法向美方表达关切。[22]尽管中方强调要合理界定经贸领域国家安全的边界，但美方持续炒作中国商品的所谓“安全风险”，从中国智能汽车、港口起重机再到TikTok，这种无边界的“去风险”只会加剧中美经贸“脱钩”的趋势。
在安全领域，美方一再表示不希望对华竞争导致冲突、对抗，寻求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和危机管控，但实际上，中美发生冲突、对抗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沟通不足或危机管控不力，而在于美国对中国安全利益的不断侵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台独”势力猖獗的背景下，不断掏空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不断提升美台关系、不断武装台湾，这只会加剧中美冲突的风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强化军事存在和对华挑衅行动，增加了中美两军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美国支持菲律宾的对华侵权挑衅行为，也使美国卷入南海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美国舰机对华长期、高频率的抵近侦察行为，危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也是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意外事件甚至冲突的重要诱因。[23]事实上，在中美两国战略互信越来越低、战略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背景下，中美正面临走向“结构性对抗”的趋势。要降低“结构性对抗”带来的风险，仅靠加强沟通或危机管理是不够的，更需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做出调整，给美国对华竞争确定边界和底线。
中美关系的小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一方面，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较高程度的两党共识，在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对华关系的性质、对华政策的主旨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存在不同主张。“极端鹰派”主张要同中国开展“新冷战”，要在经济上“脱钩”，在安全上准备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就是经济上“打压加脱钩”，安全上“遏制加冲突”。“理性鹰派”则主张要与中国发展兼顾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关系，既要强化对华竞争，又要保持接触与对话，还要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是经济上“打压但不脱钩”，安全上“威慑但不冲突”。前一种观点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导美国对华政策，而当下中美关系的小周期更多是后一种观点的体现。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前一种观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再度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目前来看，安全因素仍是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与政策的首要考量，这一点在未来一段时期看不到调整的迹象；而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国内政治因素也料将左右拜登在一系列涉华政策问题上的取态。在中美关系当下的小周期中，两国在战略、经贸、科技等核心议题上取得突破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加强接触对话、促进人文交流、恢复地方与民间交往，以及一些多边问题上，两国仍存合作空间，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对中国而言，处理当前对美关系，就是要立足大趋势，用好小周期。立足大趋势，就是要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应对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准备，不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用好小周期，就是要抓住中美关系缓和与改善的机遇，推进建设性互动，引导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解决中方具体关切，减少两国关系的震荡和风险。辩证把握大趋势与小周期的关系，既不因为中美关系的大趋势而无视小周期所带来的机遇，也不因为小周期的出现而失去对大趋势的基本认知，惟其如此，才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主动。
作者介绍：
吴心伯：美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外交部第四届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国际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以及美国《华盛顿季刊》、英国《欧洲国际安全杂志》等学术刊物编委，英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顾问。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副主席、主席。吴心伯长期从事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安全研究。主编《美国问题研究》和“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出版《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等专著；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及《南华早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国际时事评论文章数百篇。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咨询，承担外交部委托研究课题，应邀参加外交部专家会议，率领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国外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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