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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中美贸易会走向何方》
2025-10-14 18:56:33
作者：张燕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转变，到底是“休战信号”还是“缓兵之计”？接下来，中美的谈判重点是什么？中国的谈判筹码有哪些？90天的“冷静期”后，中美贸易将走向何方？
一、“冷静期”后，中美贸易谈判走向
关税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如果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45%的水平，大国贸易博弈不断升级，会导致两国贸易实际中断，这对中美两国经济，尤其世界经济都是巨大冲击，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弥补冲击带来的损失。1990年至2008年是经济全球化的黄金年代。这段时期，中美经济尤其供应链深度融合、相互依赖。如果采用“对等关税”进一步对全球化刹车太急，世界受不了，中美两国都受不了。这种情况下，中美互相取消91%的关税，暂停实施24%关税90天，对缓解美国、中国以及世界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十分必要，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改变。
《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表前，由于中美对关税的出手和反制立场强硬，外界普遍对两国谈判的前景和预期成果持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存在着很大认知差异与沟通难度，但最终结果却出乎意料。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通过谈判取得成果缓解冲突的意愿。大家现在关心，这份共识能否切实缓解关税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假定美国此次加征关税之前的关税税率是20%，加上10%的基准关税，再加上以芬太尼为借口加征的20%关税，共50%的关税对中国企业来说仍然是不可承受的。我认为双方的联合声明仅仅是一个开始。后期若能够取消以芬太尼为借口的20%关税，使中美整体关税税率降至30%左右，对中美双方非常重要。中国企业成本会有所增加，但贸易往来仍可维持。
在中方看来，既然芬太尼这种毒品严重危害美国民众生命安全，那中美应该从全人类健康的角度出发，对毒品防控作出共同努力。事实上，中国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已经通过全链条管控和国际合作参与解决芬太尼问题。但中国再怎么努力，同样需要美国的配合。美国若不配合，甚至打压，中国单方面的努力没有意义。于是本可以合作、可以谈的问题，变得复杂、曲折。我认为双方仍需换位思考，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善意。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正变得愈加尖锐。对此，美国认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而中国认为1990年至2008年全球失衡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泡沫和本世纪最初十年的金融、楼市泡沫助推全球非理性繁荣，造成中美经常项目失衡加剧，当前全球失衡和高通胀同样是美国采取了扩张性政策所致，不应当采取关税战的方式让贸易伙伴承担失衡责任和代价。对此，中美两个大国有责任从全球共同福祉出发，为应对全球失衡作出共同的努力，好好谈一下合作应对。因此，我们期待90天内，中美能够针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谈出一揽子的合作办法。
二、如何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全球化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中国的谈判筹码。但是这个筹码使用要小心，用好了是正效应，用不好就会起副作用。美国的战略就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瓦解全球化时期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我认为去谈如何防止中美脱钩更为重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贸大国脱钩，其他贸易伙伴不得不选边站，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核心目的是刀刃向内，通过扩大出口，吸引全球投资，鼓励美资回流，支持国内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再工业化。中国也希望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当前的任务之一是全方位扩大内需，如果中国对外需的依赖减少了，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依赖会上升。中美竞争现在比的是谁利用竞争与博弈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和效果更高。
无论国际经贸形势和中美关系如何变化，都要保持战略定力、底线思维、历史耐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是重要的应对举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大国现代化，经济增长绝对不能建立在依赖外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的全局战略和长期的战略调整。大国不可能靠别人的市场“奶酪”发展自己，大国必须跟全球分享自己的市场“奶酪”，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三、美国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大吗
贸易顺差逆差本质上反映的是全球经贸失衡状况及背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国际社会始终会面对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机制和责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国际社会坐下来谈1945年以后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美国的“怀特方案”，另一个是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方案是将美国、美元、美债作为战后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为基础构建全球治理架构，其中一部分是美国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国际清偿手段的可持续性。而凯恩斯方案则从全球共同福祉角度出发，主张构建超主权货币（Bancor）、超主权国际清算联盟等来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当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怀特方案被采用。该体系的根本缺陷是无法摆脱“特里芬困境”，全球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只能靠危机出清。今天美国试图进一步摆脱“特里芬困境”，推卸逆差、美元、美债、美国安全保障支出等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特朗普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为美国卸包袱。要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贸易项目不能继续保持逆差作为提供国际清偿的工具；美元就不能继续受国际责任约束而是要满足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债就不能继续充当便利高效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无偿供给，美国不想承担那么大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因此，关税战不只是要解决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而是要实现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公共责任减负。全球经济失衡，谁来承担再平衡的责任？美国想让顺差国承担。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美国方案就是美国承担太多权利，相应肯定就要付出太大代价。现在问题是，当美国不想再承担这么多责任，下一步如何变革？没有全球政府，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又不愿继续负责任，其结果就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会乱。美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的问题，特朗普的这一切动作都有他自己的逻辑。
奥巴马、拜登、特朗普，三任美国总统都在做同样的事——重振美国制造业，无非特朗普最彻底，向全球发起关税战。可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怎么建设新世界是一个严峻问题。比如台积电、苹果等企业如果想在美国投资，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美国经历了几十年“去工业化”，缺工人、缺配套、缺技能，生产成本又那么贵。在这种过渡时期，特朗普的破坏作用就显得比建设作用更大。
作者介绍：
张燕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别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校教授，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专业）。曾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燕生长期从事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研究、讲学与实践，具有广泛的视野，深厚的功底。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有关部门、国家计委及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十五”、“十一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等；在《时事报告》《宏观经济研究》《国际贸易论坛》《国际金融研究》《国际贸易》《中国金融》《中国外汇》《人民论坛》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案例研究：以佛山为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政府与市场》《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对策》等著作（包括合著）二十多部；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两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科技进步奖）三次、中国发展研究奖一次；应邀在2008年11月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推动我国科学发展问题等进行过专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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