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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久文：《“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2-21 点击：837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动态演进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两个大局”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首次蕴含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距今已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边界得以扩展。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统领地位，强调“稳中求进”，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主线。“十四五”规划中“健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构建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格局，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的新要求为“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提供了更丰富的现实内涵。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的新发展理念在“十五五”时期赋予了“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内涵的新变化，主要体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成为新动力，以“相对均衡”为重点的区域互惠互利成为新标准，以“绿色低碳”为底线的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新约束，以“竞争合作”为特征的对内对外开放成为新载体，以“以人为本”为本质的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成为新目标。

一、新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从区域经济的特征来看，我国已然从赶超跨越式的速度型增长转向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成为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与传统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拉动不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以创新作为驱动力，从而实现内涵式发展。
新情境下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要义在于通过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构建创新型城市，将区域发展的驱动要素转换为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在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应该结合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等比较优势，创新升级既有优势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同时因地制宜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源。此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构建现代科研体系，打造区域研发中心，立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众多创新要素中，数字要素无疑在重塑经济结构和发展格局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提供技术新支持、催生平台新经济、拓宽市场新边界、促进信息新流动等途径，延伸了创新边界。数字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可完整复制性和及时性等特征，其在区域间复制、传输和共享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相比于其他要素，更容易在区域间实现流动，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从而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力。

二、新标准：以“相对均衡”为重点的区域互惠互利

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动态性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增长奇迹”凸显了我国在空间维度上增长极培育的胜利。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情境，“做大蛋糕”不再成为唯一目标，如何更加“公平”地“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标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形态的聚集活动中，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化往往也会加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会提高集聚地区的经济效率，但同时导致区域的空间分化，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从而引发资源空间分配不均、污染空间转嫁等区域间机会不均等、发展不公平的空间非正义现象。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区域协调发展更加关注“不平衡发展”问题，更加强调区域间发展机会、公共服务及发展水平的平衡，公平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的这种“公平”指相对均衡的趋势，但不等于绝对平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遏制沿海和内陆、南方和北方、城市和乡村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其差距。二是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教育、卫生、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配置应该呈现相对均衡的分布，不能因地区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三是地区间发展机会均等。各地区应在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均等的机会，结合自身比较优势，以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各类资源为前提，不仅要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还要有利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三、新约束：以“绿色低碳”为底线的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协调发展不仅强调“经济协调”，还需关注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利益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身处现代化情境下的发展阶段，提“质”增“效”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式与“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发展模式不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虽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西方国家在工业文明初期采用此种模式的后果显而易见，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为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在“量”的基础上，也需对“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因此，关注生态环境本质上要求改变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打造高效集约的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和清洁美丽的生态空间。
另一方面，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作为敢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因此低碳发展成为新情境下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刚性约束，对工业提出了转型的新要求。其中，传统化石能源领域减排降碳的工业化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供需两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持续配合发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以“三生空间”前端的“生产”和中端的“生活”空间治理保障末端的“生态”空间。

四、新载体：以“竞争合作”为特征的对内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区域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情境下，不仅要求对外的开放，也强调对内的开放。因此，区域开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区域协调发展空间上的新载体，其基本要义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壮大中国本土的比较优势，实现国内区域间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有效联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全球市场体系。
就国内市场而言，我国在自然资源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土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等天然特征使得我国具备了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条件。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要求区域间打破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与市场分割的藩篱，畅通国内大循环，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保障国内循环体系畅通的同时，打通国际市场，助力全球价值链提升，构建健全的外循环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开放载体的构建也不能来自战争、殖民、掠夺，自始至终，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的区域开放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区域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区域开放发出的最掷地有声的弦音。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要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和新发展格局，从商品、要素、资源、服务四个层面统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打破区域间行政壁垒，以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负和博弈。另一方面，面对国际空间的空前巨变，区域开放意味着必须继续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在关注引进的同时，抓住海外广阔市场的机遇，积极补强国内产业，以高水准的国内市场对接高水平的国际市场，以更足的底气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对等竞争的产业发展新空间，进一步以产业合作模式拓展“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新空间，以开放谋共赢。

五、新目标：以“以人为本”为本质的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人类与社会、国家的紧密联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人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面貌与发展路径与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市场潜力，这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也必须正视人口规模带来的挑战，如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等。在新情境下，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更加关注地区差异对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影响。这意味着要通过提升技能素养、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来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因人口集聚而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就业不平等等问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意味着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精神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注重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避免因简单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需要通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新型产业，提升人才素质和教育水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特别要注重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新情境下，“以人为本”的区域协调发展体现在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区域经济增长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协调。
本文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内容有删减。

作者介绍：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北京市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新疆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安徽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西井冈山大学兼职教授。孙久文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经济学。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国家教育部“ 211”工程研究项目、国家和地区发改委“十一五”前期研究项目和规划项目、北京市城市规划修编专题研究项目等在内的各项课题50余项科研项目；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州学刊》《城市发展研究》《生态经济》《人民论坛》《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超百篇；出版《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等30余部专著。成果曾获2001年国家“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2004年度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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