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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正中：《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7-05 点击：1131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许正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开放是一个很大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立足点是要共商、共建、共享，同时也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全球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定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最高层面就是要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怎么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呢?我认为经济治理体系尤为重要。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把经济基础打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由理念、规则和机构共同构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性保证。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建立。另外，我们也要进一步研究全球性的政府财政治理准则。

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版图。
第一，文明竞赛。以前西方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继续爆发。这50%里面有30%多是由中国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还在逐渐缩小。
第二，技术动能。目前，工业化进程演变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的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高频所颠覆。21世纪初期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区块链等，让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都再度面临颠覆。
第三，国家制度。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表现日益不佳，全球普遍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
第四，知识体系。之前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缺陷与短板，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以被此类学科知识所解释。
第五，权力结构。全球权力中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全球号召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同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仅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分散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解构。现在的物理疆域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这五大要素里，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科技。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都在告诉我们，数次世界经济大发展，都得益于划时代的科技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
当今世界，各类前沿科技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基因编辑等科技叠加的科技爆发新时代。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从长远来看，一时一地的政策走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克思对这一现象也进行过描述。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人类脱离蒙昧进入现代文明以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要进入数字文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数据磨”推动的是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为主的社会。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较高层次的经济形态。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经济不仅是类别经济，也是断代式经济。什么是“断代”?以税收为例，农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农业产业。工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工业产业。将来，大部分税收要来自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经济到来以后，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商业竞争转向服务合作。随着商业技术的快速浸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地球村的所有交易行为将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由于关联范围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理性经济人必然向关联社会人演变。人们将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是理性经济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数字经济时代，产生了关联社会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零和博弈变成了竞合共赢。从实践来看，开放合作的巨大红利在促进着经济的更快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刚到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但是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而且还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呼吸机等抗疫用品的需求。也可以这样说，新冠疫情把原本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实现的跨境流动压缩到这一年里。
全球化是后发大国追赶先发大国的崛起过程。16世纪，全球性大国是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大航海技术。18世纪，英国依靠纺织业崛起。19世纪末，德国主要依靠钢铁、电力和化工。20世纪初，美国主要技术是钢铁、汽车和电子。20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技术是电子产品。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主要依靠信息产品。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新时代，中国崛起靠什么产业?我认为是21世纪的三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纳米技术又被称为新材料。
国际经济现实方面：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叫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总结的，指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要挑战原有的世界体系，或者必然受到原有大国的遏制，因此必然引发冲突与战争。他观察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国家。在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中，绝大多数崛起国在威胁取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老牌强国时以战争来告终。还有一个陷阱叫“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需要一个独具霸权或占据主宰地位的强国。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就会陷入无序状态。
美国在二战以后取得了整个世界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一个遏制、压制、约束后来者的新格局。中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运用数字技术，裂解传统产业、传统业态和运行模式，促进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网络直播销售等商业模式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比如，有的经常带货的主播，一天带货能到一个多亿，这在过去的传统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产业链数字化的发展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且随着产业链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将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推动激活生产要素，不仅包含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还应包含数据。数据同以往所有生产要素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解决了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问题。比如，在消费数据的时候，不仅不能使其损耗，还增添了新的数据。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治理标准和治理制度变革形成迫切需求。全球的分工及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
当下的时代，全球化或者是贸易自由化正处在湍流之中，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目不暇接的变化背后，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性变化。一开始，我们用“黑天鹅”来解释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天鹅也是黑的”这样的“常识”。围绕欧亚大陆的棋盘已经形成，中、美、俄、德四方之间的互动结构已经显露出来。相比于当年美国所谋划的“大棋局”，今天欧亚大陆的棋局已经大变，美国不是运筹棋盘的“局外人”，而是已经入局，棋手和棋子已经难以区分，每个大国既是棋手也是棋子，在复杂的对弈中形成了我们依然不知的“棋谱”。有的人形象地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世界叫“同步混合云”，用中国传统的话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历程与新举措

对外开放，既是我们对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认知成果，也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
1、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历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开启了以沿海开放为重点的探索起步阶段。我们先开放四个经济特区，而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变成了五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由点到线、连线成片的开放格局。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吸引其他地区的人到本地来投资。
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00年，对外开放纵深推进。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成立，到现在已有19个国家级新区。比如，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青岛青西新区等，这些新区的GDP约占本市产值的三分之一，而且树立了改革开放的新典范，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重要标志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很多人对中国的加入存在顾虑，认为会对我们国家的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现在看来，当初的担心没有发生，反而提升了中国产业在世界的竞争力，提高了中国产业的创造力，让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至今。第一个标志是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而后又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等多个自贸区。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构建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2、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新举措
中国经历了从保税区到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历程。从最初设立保税区，到后来设立出口加工区、跨境工业园，在保税区的试验和发展，不仅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奠定了基础，也为强化中国在世界自贸体系中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连欧洲经济圈，顺应时代需求，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具有较高包容性的合作平台，把中国同各参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铁路方面，中国建立了义新欧、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
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动力和新引擎，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合作发展和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探索出了与各参与国发展规划的深入对接模式。“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实现了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把中国梦同各参与国人民的梦相结合起来。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等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又如，格鲁吉亚是世界上最早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涉外教育集团并购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教育大学，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同时也让格鲁吉亚的人民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强烈支持。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采纳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入。“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促进资金融通。这几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一些项目提供了贷款；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也正式成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这些举措都进一步推进了各参与国的金融合作，促进了资金融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把金融看作重要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承载四方面功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文明交流的渴望。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各省份的对外开放。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中央确定了两个核心区：一是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二是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各地区也有不同的功能，比如东北、内蒙东部、北京、天津，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沿海城市主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广西发展“三大定位”——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新疆是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的基地。
我们要激发进口潜力。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而且向世界承诺：“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我们在新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走出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引进来”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将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对各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中国将推动进口和出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中国将顺应国内消费升级趋势，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培育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扩大进口空间。
我们要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冠疫情的出现，打断了供应链的连续性。这时，黄埔海关率先改革，推出海运口岸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总体来说，中国真诚地向各国开放市场，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精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
我们要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中国将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习近平主席还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金融的便利化、一体化水平，以及作为全球基础设施的功能，越来越重要。未来在贸易、移民甚至资本流动方面的区域化现象也将比较普遍。
我们要把自贸区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中国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压力测试，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这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自由贸易区的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以上海为例，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不到五年时间，便以十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浦东新区四分之三的生产总值；以上海市五十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四分之一的生产总值。上海自贸区实现了可探索、可实践、可复制、可推广等四方面成就：一是确立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二是确立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管理制度；三是确立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四是确立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
我们还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阶段——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一个国家(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对绝大多数进出港口的货物免征关税，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贸易港。以新加坡为例，从一个毫无本土石油资源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国际石油贸易中心之一、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这是新加坡充分利用马六甲海峡海上石油通道枢纽，实现的能源战略突破。新加坡还通过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取得了技术创新优势。虽然新加坡的自由贸易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不是无关税，而是技术创新。新加坡在1989年就推出了贸易管理电子平台贸易网(Trade Net)，透过连接网路串联海关、税务、安全等35个政府机构的服务与管理，为企业提供单一窗口，提升贸易便利与监管效率。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四五”规划对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新期盼。第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般来说，大国外贸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之间。我们国家之前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2020年下降至30%多。第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第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参与多双边区域贸易合作。
我们要以高水平的开放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第一，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全面落实开放新举措。第二，努力改善同欧盟的经贸关系，继续巩固同东盟的贸易合作。第三，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适应国际高标准的开放要求。第四，要以规则和制度型开放为主，加快推进国内重点领域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更主要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加强对内开放，防止国内市场出现割裂现象。第五，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关键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要处理好四大循环链：一是供应端循环；二是需求端循环；三是产业链循环；四是近邻循环。比如，我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从全球来看，我们要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要推动服务业的有序开放，制定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其次，要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融合发展；最后，顺畅近邻循环，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同时推动RCEP自贸区成为新的更加开放的经济区，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落实，积极考虑加入CPTPP。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既是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总结，又是对未来一百年发展的宣言。未来一百年我们要贡献中国智慧。这里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在新的一百年里，中国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和欧盟不一样，欧盟是深度一体化。中国周边有14个沿线国家，及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中国和周边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诉求、对自己国家发展的诉求不一样，自然合作方式也不一样，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我们也要深化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让中国的援助和受援国之间的发展形成和谐共振、相互激励。要优化对外援助的布局，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绿色发展、减贫、人力资源开发、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援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是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三个建设方向，体现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内在逻辑。其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的内在要求。只有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基础上，不断加强各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协同与整合，才能减少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各国来自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收益最大化，才能更好实现互利互赢目标。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连续的文明史。那么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中国要积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方案。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引领全球化3.0时代或者叫数字文明时代。
全球化1.0时代，主要是从1848年到1919年，主要载体是商品，主体是国家，技术是无线电，面对的挑战是关税。全球化2.0时代，从1919年到2008年，主要载体是资本，主体是公司，技术是互联网，最大挑战是各个国家的监管。全球化3.0时代从2020年开始，主要载体是数据，主体是个人，技术是区块链，最大挑战是隐私。比如，近期某企业APP被下架，就在于其数据储存出现重大争议，存在隐私泄露的情况。隐私不仅包括个人和企业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包括国家的隐私。
升级版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两大着力点：一是要为聚集全球高级要素而开放，要有面向国际、整合全球资源的新视野，要跟踪未来的目标企业、建设具有引领性的世界一流本土企业，参与新一轮国际经济循环与竞争。二是要为企业“走出去”而开放。“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光要推动生产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同时还要鼓励金融、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一起“走出去”，打造集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服务、风险防控以及法务服务、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为生产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保障。
总体而言，我们要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建设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重视发挥好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了更好运用知识的创造以造福人类，我们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进行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
从理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在受到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从规则层面看，新的贸易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但区域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多边改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原载于《宣传家》

作者介绍：

许正中，中央党校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研部副主任，学科带头人，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博士后。兼任：财政部国际经济研究专家工作室专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体组成员、论证委员会委员、首席管理专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双高测评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专家，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国家纳米产业基地首席政策专家，北京双高测评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咨询专家，香港科技园资深顾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后指导教师。许正中教授长期从事财政学与预算管理创新、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学与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参加“预算法”“义务教育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修改工作，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提出政策建议，并获采纳。在《Energy Policy》《学习时报》《人民日报》等国际国内一流刊物和主流报纸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数字文明的经济革命与社会迭代》《大国治理现代化的财政战略》《社会多元复合转型-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的基点》《跨越：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等十几部著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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