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是在长期的探索中生成和提出的。李君如研究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道路的生成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界提出不等于“俄化”“西化”的现代化,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欧洲或西方的现代化并不完美,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其要义强调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要“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可以说,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所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奏。第三个阶段,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同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第四个阶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有以下几条理由:(一)我们是具有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实行现代化,要牢记和明白我们是中国人这一实践主体的基本理论。(二)中国实行现代化要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弊端不能学,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曲折也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批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开辟了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陷入不同的“经济陷阱”,说明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有许多矛盾问题需要去破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失,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四)要珍惜中国共产党自身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有“大跃进”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的经验教训。正是有这么多的经验教训才深刻认识实行现代化要立足中国走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外部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中国人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科学社会主义课题首席专家,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侨联顾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李君如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出版了《李君如著作集》18卷、专著“毛泽东研究三部曲”等10多部著作,其中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在《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红旗文稿》《紫光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领导》等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或文章超过600篇,其中《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先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发展百人奖(2005年)、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和澳大利亚金袋鼠奖(2008年)等奖项。2017年被评为“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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