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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内涵及文明意义》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6-21 点击：1239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冯鹏志（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既获得了最坚实的实践根基和深化动力，也指向了最深刻的理论实现与思想引领。习近平文化思想敏锐把握当代中国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文化要求,深刻洞察人类文明更新发展的时代趋势，深入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凝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智慧，深度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迷思陋见，深切建构中国共产党驾驭历史之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文化理念，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文化自信、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的统一中开拓了“中国特色”文化思维的新高度，厘定了“中国特色”文化命运的新把握，塑造了“中国特色”文化权利的新尺度，明确了“中国特色”文化道路的新使命，建构了“中国特色”文化格局的新图景，从而历史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文化建构的新境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思想遵循。

一、以“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文化思维的新高度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及其所面临的全新时空特征，能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的文化存在及其历史本质，深刻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道路及其历史使命，深切展现“中国特色”的文化格局及其历史担当，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崛起，既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也呼唤着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现具有时代高度和人类意义的文化思维及其建构力量。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又以具有高度历史主动、文明自信和时代引领意义的文化建构，筑牢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历史根基，打开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自立的创新空间，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从而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维的新高度。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自觉与实践创造智慧，是习近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文化贡献和标志性文化成果。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既深刻地揭示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所具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性质，又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历史性地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维新的更高的理论界面。
第一，“第二个结合”以立足于大历史观的文化世界观的界说，深刻破解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维的坚固历史逻辑。面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宰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处境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的时空错置和价值扭曲，习近平明确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创性成果，“第二个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贯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相契合之处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命活力，深刻地解构了自近代以来困扰中华民族维护和拓展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文化纽结，推动中华民族在文化世界观上彻底由被动转为主动。
第二，“第二个结合”提出以实践观点为支撑的文化生命体范畴及其解释原则，深刻破解了在文化形态的塑造上长期存在的“模式”思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维的坚实实践逻辑。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及其历史性特征的基础之上，以“生命成长”而非“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看待和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本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等二分法在内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推动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方法论上彻底由被动转为主动。
第三，“第二个结合”凝练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有机统一的辩证智慧，深刻破解了在文化发展路径形塑上长期存在的“依附性”意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维的坚定理论逻辑。习近平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显然，在文化自信中贯通中华文化漫长历史脉络及其博大文明创造，在开放包容中会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彩精华及其深刻文明对话，在守正创新中融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当代科技革命及其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必将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强大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彻底由被动转为主动。

二、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厘定“中国特色”文化命运的新把握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贯穿在“中国特色”文化建构中最根本、最坚实的历史命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深邃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敏锐地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论断，深入揭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文化—历史规律，深刻阐发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之所以能够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内在机理，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文化命运的把握上深邃的历史认知与治理智慧。
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牢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制高点。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从而引领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民族，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引领，也深刻突显了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与文化权利。展开来看，中国共产党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学习上强调学深悟透用实，又在这一思想的研究阐释上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加强对其原理性成果的研究阐释并推动其向知识话语、研究范式、学术理论转化，还在这一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上注重“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二，创造性确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强化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性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优势的深刻揭示，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待和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总钥匙”，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及其与时俱进来引导我国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坚持以党的坚强政治领导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制度、政策与话语的完整体系及其显著优势。概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够与时俱进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精神文化活力、提升精神文化境界并有效排除精神文化领域中各种干扰和挑战的坚定意志、战略定力与民族自信，为中国共产党更深刻、更现实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根本性支撑。
第三，前瞻性把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演变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要求，掌握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性主动。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融合发展的高速推进和普遍溢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功能特征正呈现出深刻的变化，不仅传统认识中那种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外在的、抽象的对立正日趋隐退，而且意识形态本身由于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也正在发生全新的时代变化和实践深化。习近平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上展开创造性思考与前瞻性把握，努力深入到当代意识形态发展与演变的实践前沿、理论前沿、科技前沿尤其是网络空间前沿，深刻把握由于信息科技的快速迭代所导致的时代思潮变化和象征实践深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科学反映、表征和塑造时代精神、文明灵魂和人类共识的引领性功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从而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上实现了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战略主动。

三、以坚定文化自信塑造“中国特色”文化权利的新尺度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现其生命存在的理想追求、不竭动力和积极尺度的高度自我意识、深层意义导向和根本权利责任。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之所以能够在与时间的相迎相送中演绎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天下形态及其历史意义，能够在与空间的相依相望中塑造出多样化人文地理中的文明家园及其永恒乡愁，并最终成就了人类发展史上从未中断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及其独到的人文传统、精神气质和惠泽天下的历史进程，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化自信始终构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本质特征、深刻底蕴和根本权利。
习近平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路径、状态和成效的实践理性判断，又是在整合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长时段视野中对“中国特色”内在的文化规定性的重大战略把握，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主体性、普遍性和人类意义的深刻洞察与总体呈现。其本质，是从文化权利的高度为“中国特色”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赋予了“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尺度。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从文明创造的厚度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依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的选择，也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文化选择和文化超越的总体性成果。作为一种奠基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之上的文化创造与意义建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充实革命文化和建设拓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奋斗中，坚韧不拔又与时俱进地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提升的历史性成果，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空间广延性和价值普遍性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与昂扬姿态的现实展现与时代拓展。坚定文化自信，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中国为观照并注重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来把握“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造，本质上是在贯通过去、当下与未来的长时段历史尺度和文明厚度上对“中国特色”应有文化权利的深刻呈现。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从意义诠释的深度上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文化本质。自觉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性、主体性和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创造，而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只有把握了“中国特色”所具有的文化自信本质，我们对“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获得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之源。展开来说：所谓“更基础”，就在于文化自信把握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前景，从而推动“中国特色”在人们的精神实践领域获得信念扎根与牢固认同；所谓“更广泛”，就在于文化自信把握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推动“中国特色”坚实地走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并成为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庄严承诺的历史进程；所谓“更深厚”，就在于文化自信把握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能量和意义拓展功能，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真正展现为历史连续性、实践主体性和价值普遍性高度统一的文明整体。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从理想建构的高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文化愿景。“中国特色”是有远大理想和文化使命的伟大事业。坚定文化自信，既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承诺，又是对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古老理想的合理继承，还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奋发与现实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但“中国特色”的实践创造与文化成就深刻表明，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守文明本根、聆听时代声音、把握世界潮流，进而在此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国特色”文化理想的高瞻远瞩和时代充实，并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表现和不合理性都视为“当下的东西”而收摄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想的视野和把握之中，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中国特色”文化道路的新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最鲜明的写照，也是蕴含在“中国特色”文化道路中最深刻的实践感召和意义引领。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为当代中国新的文化使命，不仅在文化实践的层面上明确了当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且从文明自信的高度上建构了“中国特色”文化道路的根本使命，为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提供了重要范畴性引领。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文明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支撑与动力。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涵养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近代以后，随着我们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抗争中一次次败北，我们的文明自信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文明的高度上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坚定的文明自信，也不能算实现了民族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文明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基础，既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必将展现为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扩大的过程，展现为中华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广为世界接受认可的过程。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基础。当代中国的文明自信，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不懈探索中、在近代以来的顽强抗争中、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悠久传承中建构起来的，是靠中国人自己在漫长历史中的奋斗、创造乃至牺牲所积淀形成的，这就从根本上确认了中国人民在选择和实现自身发展道路、坚定追寻民族复兴历史前景上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担当。放眼世界，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在历史延续的长时段上呈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因由，也深刻地确证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民族复兴中的根基地位。“中国特色”是有价值理想和文化魅力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伟大政党，其所建构和追求的理想是对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承诺，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心诚意和务实推进，必将推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道路选择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执与文化局限，让中国的发展获得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文明美好前景的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既是一个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奋斗和实践创造过程，又是一个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观念创造和共识凝聚过程，还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人类文明更新发展展现光明前景的文明塑造过程。由此来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讲，迫切需要文明自信的磅礴力量与坚实支撑。与此同时，面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和世界秩序中心位置的现实境遇，当代中国也迫切需要更加注重以文明自信为前提和引导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更加积极展现具有主体性的文明形态及其价值理念，从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构筑起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方案等为内涵和标识的文化支撑。这就表明，所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贯通古今、会通中外中，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书写出更具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华章。
概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紧迫时代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存在方式，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全新实践理念和话语范畴。作为一种全新的范畴和理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对“中国特色”文明本质的深刻揭示、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特征的深度概括、对中国共产党文明理想的深刻阐发，从而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贯通性回应，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从文化的高度正确把握和回答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总范畴与大智慧。

五、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建构“中国特色”文化格局的新图景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重大关节点上，能否敏锐地把握住其作为整体的正向吁求和发展趋势，进而为人类对文明本身的范畴理解和形态变革确立起具有前导性的思想建构和范式引领，既是人类文明发展能够实现继长增高的重要动力和精神支撑，也检验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格局及其范畴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深刻洞察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深刻阐发“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理念及其塑造意义，在文明的高度上创造性展开“中国特色”文化格局的新图景，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的文明自觉与深远的人类意义。
第一，阐发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深刻突破。文明是历史性的实践，历史是实践性的文明。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文明不仅在人类文明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也在人类对文明本质的阐释和把握上长期占据着霸权位置。其结果，不仅对人类文明发展构成了巨大问题，也对人类形成克服和超越上述历史困境的正确理念与合理方案构成了明显障碍。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忠实继承者、坚定实践者、创新开拓者，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实践及其观念建构长期遭遇的思想困境，习近平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去揭示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以世界历史的开阔眼光去阐发文明关系的本质要求，以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去把握文明发展的本质承诺，从而为人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及其等级论思维方式实现了一次深刻的范畴性奠基。
其一，揭示文明的多样、平等、包容属性，阐发了文明本质的中国思维。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深刻批判，又阐发了中国在文明本质问题上的根本观点和思想立场。其二，揭示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存特征，阐发了文明关系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这一系列重要论断，阐明了正确对待和处理文明关系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的深刻批判，又彰显了中国在文明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格局和实践智慧。其三，深刻揭示文明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阐发了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这一系列重要论断，阐发了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路径，既是对历史终结论和反全球化思潮的深刻批判，又展现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承诺和积极建构。
第二，阐发并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性超越。现代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作为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世界历史进程，既推进了人类文明的极大发展，也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与建构上构成了多样而巨大的“赤字”或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展开的文明实践，由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去把握和塑造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和拓展为基础、支撑和表征，从而为从整体上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提供了创造性解决路径，展现了人类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图景。
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觉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二，在人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积极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防止两极分化，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与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奇迹；其三，在人与自我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其四，在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始终坚持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023年，习近平明确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从而在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层面上进一步深刻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格局与人类意义。这就是：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中塑造人类现代化的根本理念，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把握人类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在重视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中激发人类现代化的贯通智慧，在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塑造人类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思维、历史主动和文明自信，也是促进人类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21世纪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的坚实文明引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最深厚的根基，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及其文明奋起；最深刻的智慧，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创造及其文明塑造；最深邃的意义，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及其文明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就在于它以“两个结合”这一根本要求的深刻凝练与实践深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新的时代高度的理论思维，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确立了基础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它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阐发和时代推进，升华了赓续中华文脉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新的历史纵深的实践智慧，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明确了根本性的主体自觉、内在尺度和总体范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贡献，就在于它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和对话逻辑，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本质和人类解放理想，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标示了人类的文明自信和正义导向。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作者介绍：

冯鹏志：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称号。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师从中国著名社会学者刘臖臖教授和苏国勋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1996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2001年12月晋升为教授(破格)。曾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主任。冯鹏志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社会发展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长期从事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班、中青班等主体班次主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等专题课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求是》《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哲学与中国》《伸延的世界——网络化及其限制》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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