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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美经济博弈与中国的韧性》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6-19 点击：1054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特朗普声称要回调部分中国关税，将部分关税降至35%，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产品仍计划维持100%关税，在整体上对中国态度依旧较为严峻。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通过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等举措。对此，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教授从4大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及观点。

一、不确定性中的中美经济博弈

此次中美经济博弈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特朗普时期，关税政策虽有波动，但尚存在一定的预期性。然而如今，关税政策变化无常，可能短时间内就出现反复，这种不确定性给双方的经济决策带来了极大挑战。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互不让步，看谁最后妥协，取决于国内的损失和压力；二是随机出牌、说法多变、极限施压；三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下和接订单、出口生产、上游供货和生产、陆港运输、仓储物流、导致纵向和横向生产企业和行业中，形成观望、停顿和紊乱；四是决策的不确定性，继续进料还是不进料，员工岗位收缩还是不收缩，流动资金准备还是不准备。
出路：产业转移还是不转移，国内销售的空间和成本。一是难以预估哪一方会先妥协。这取决于国内所受的经济受损程度与压力，例如美国股市的下跌、失业率的上升等情况都可能影响其决策。二是美国在此次博弈中采取了随机出牌、说法多变以及极限施压等手段，使得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这种贸易博弈，对美国的经济负面影响很大。通货膨胀，消费品物价上涨，影响到美国居民生活；因不确定性的加征关税信息，投资者对经济滞胀的预期不明，美国的股市和债市下跌和动荡；美国对中和全球贸易加征关税，国际间贸易规模下降、他国抛售美元债，投资资金流动的紊乱，美元国际地位受到影响；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回流和复兴可能并不如意；等贸易冲突，物流运输业受影响，关税战促进就业愿望可能变成促进失业结果。
当然，这种贸易对中国经济也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可能企业关停、倒闭和向国外转移增多，纵向和横向的产业链和协作受到冲击；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有冲击力，下半年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加大，如无紧急举措，经济有进入低速增长的可能；国内过剩增多，需求相对更加不足，CPI、PPI水平下行压力加大；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冲击最大，地方和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会遇到下行的压力；经济收缩的情况下，债务相对增加，化债能力减弱，金融系统脆弱性增大。
需要防范的是，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可能会来自于对就业的影响。据相关材料预测，2025年贸易战可能导致工作岗位收缩规模在1000万至3000万之间。同时，叠加的是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2025年达1222万，加上中专及普通中学毕业直接进入就业市场的约800万。再回顾2024年数据，相较于2013年，各类企业人员数量大幅减少，而灵活就业人员自2018年起增加了1.6亿，但这些灵活就业岗位多为骑手、快递员等非正式工作岗位。
一些学者提出让农村回流人口在农村就业的建议，农村和农业根本就起不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然而农村就业2024年比2018年减少了4481万人，其中二三产业私营个体分别减少1238万和893万人，农业就业减少2633万人，说明疫情和经济不景气几年，农村并未能成为城市回流就业的有效蓄水池，因为农村更是缺乏就业机会，农民返乡务农比在城镇中更难维持生计。
因此，就业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尤其是贸易战导致的就业岗位收缩与高校、中专和普通中学直接进入就业的毕业生等，就业需求叠加，使得就业形势愈发严峻，中央强调稳就业、兜底就业是非常必要的。

二、消费需求是博弈中中国韧性的空间

中美贸易博弈中中国经济的韧性。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和中高收入国家工业化都完成和基本完成，进入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为王的时代；14亿人口的市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895亿元其中，一般消费品零售额437581亿元，汽车50314亿元；与日本20世纪80和90年代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很高不同的是，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水平提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和城镇中的一些中低收入者，发展成果的分享在工业化的中期和中后期，对工业品和建筑工业还有着巨大的需要；“十五五”和未来的10年，中国发展将进入一个居民收入倍增、追求美好生活、和建设富裕社会的时代，中国将是全球一个需求规模最大的市场。
应对美国贸易战最为关键的是自己实力。从当下看，博弈中中国的主要方面，不是现有的生产实力，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力；不是政府企业投资要有实力，而是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要有实力；中国这一次抗过美对中贸易战冲击，最为关键的是将居民的消费拉起；关键的基础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关键的方面，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在这样在对美贸易战中，中国有抗冲击能力，有应对至少四年的耐力，因此，关键取决于国内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改革。
中美合作性博弈，双方有利；中美非合作博弈，格局更有利于中国。如果是合作性博弈，形成一中大对一美大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进出口应当在逐步缩小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成为双边投资和贸易量最大的伙伴。如果是脱钩断链式博弈，则需求方中国有利的格局是，抛开美国市场，形成一中大对多国多地区小和分散合作竞争的投资贸易往来格局，中国在购买方面有一些主导和集中度，而多方则处于竞争状态。
中期和长期脱钩断链式博弈，胜出的会是中国。短期内美国需求为王，博弈处在有利地位，中国生产过剩，目前处在不利地位。长期看，美国需求已经到了成熟期，中国如果措施得当，需求将中长期内处于成长期。因此，在中长期，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需求为王的位势会越来越强，而美国需求为王的短期强势会逐步减弱。
中国长期胜出六条理由。（1）中国14亿人口，广阔的土地，有创新人才、生产制造、市场需求和水土矿等四大方面的战略纵深、实力和回旋余地，完全能够以内循环抵御和消化来自外部的贸易冲击。（2）转变发展模式，促进生活型创业，改革分配体制，增加民生支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需求能力。（3）加快技术研发和创新，通过创新，更多地替代美国和其他限制向出口中国高技术产品的技术。（4）加快要素市场化体制改革，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不走苏联经济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最终竞争中失败的老路。（5）工程调水，开发土地，扩大10亿亩耕地，彻底实现粮食的自给。（6）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能、核能等，减少对外油气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

三、消费扩张国家应急与放开让居民生活型创业

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为紧迫的是，需要应急向农村常住人口、农村户籍在城镇务工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人口，直接发钱，扩大消费。理由是：（1）贸易战大规模过剩的居民消费品。贸易战打过来在中国国内更加过剩的是消费品，估计左右出口2.5万亿左右美国的消费品受阻，加中间品及转口贸中的消费品0.5万亿元，3万亿元过剩的消费品需要在国内消化。（2）CPI有财政向居民直接发钱的空间。CPI负增长，PPI更是深度负增长。即使没有贸易战，国内消费也不振。这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另外也说明实施大力度刺激居民消费有价格方面的空间。（3）财政政策如果不紧急相救，企业会大规模破产、转移和形成巨额的失业。财政政策要救助这样数量庞大的出口及其相关企业，最重要的是向居民发钱，将其产品卖出去，生产能力还能运转，不要形成倒闭潮。一旦关停、倒闭、破产、产业链受损，再想恢复，会难上加难。用以旧还新、消费信贷、放松国内有关消费限制等等，对于短期内贸易战找回来巨额的消费产品和生产能力没有针对性。
建议和呼吁三年中扩大对居民直接发钱和民生转移支付12万亿元。财政发7万亿元，三年中给农村常住人口、农村户籍在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城镇户籍低收入人口，发放用于购买消费品的现金；再用5万亿元国债，快速调整财政结构，扩大民生支出，用于对居民生育、教育和医疗的转移支付。
“大”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往日黄花。总体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看清楚的是：一方面，保持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坚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生产过剩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发展模式的“大”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要补“小”发展模式的短板，发展模式的“小”时代十分必要地要来临。城市政务、事业和文体博场馆已经过剩，交通运输设施也已经饱和并且亏损，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是卖不出去也严重过剩，城镇住宅4亿套及农村住宅3.5亿多并人口在减少。我们还能够有大规模征地、储备大块地、到处大招商、都上大项目、都来大投资、到处大工程、处处大基建和遍地大生产的发展余地吗？我感觉从全国总体上看，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上看，这样的“大”发展模式，已经不再成为主流。
发展模式的从“大”转“小”，从大企业、大资本，特别是大国企业来发展的模式，必须转轨到容纳就业更多的中小微观企业方面。未来五到十年，战略上应当促进生活型创业，大力发展容纳就业多的中小微企业，进而降低失业率，保证就业获得收入，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关键。
发展模式的从“大”转“小”，从大企业、大资本，特别是大国企业来发展的模式，必须转轨到容纳就业更多的中小微观企业方面。未来五到十年，战略上应当促进生活型创业，大力发展容纳就业多的中小微企业，进而降低失业率，保证就业获得收入，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关键。
“十五五”乃至未来10年，创新型创业不可或缺，但小微生活型创业的活跃与否，直接决定着与美国竞争中国经济的命运。创新型创业，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小”模式。但是，创新型创业，带来更多的结果，是更高和更大的生产效率和能力。生活（生存）型企业，则是在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时，却带来更多的是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生活型创业是一个中性词，表达的是普通创业、数人就业、劳动参与、业主奔中产和员工谋工资这样一种和常态的经济活动；对于“十五五”期间和未来10年的中国，对于城乡7.3亿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与2.7亿乡村劳动者和在城镇务工的2.2亿农村户籍劳动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与创新型创业经济工作无关。生活型创业却能惠及数千万创业者和数亿劳动者的经营和就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消费率也较高，形成国民经济“创业 - 生产 - 收入 - 消费”的经济循环。忽视生活型创业，片面强调创新型创业，就业难和获利收入机会少，将会使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叠加，使生产过剩状况更加严峻。

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贸易战中中国胜出的关键

劳动是财富之父，而土地是财富之母。遗憾的是，在计划经济理论中，土地是资源，开发过后是无价值的产品，其并不是商品。这种理念的惯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在。而现代经济学里，将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贡献分别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样的财富三构成的古典学说，改为生产函数和增长中的劳动和资本二因素理论。
土地要素的配置，仍然是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居民生活型创业。中国土地和房屋，虽然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有偿出让和商品化改革，但是，总体上土地要素仍然是计划行政管理体制，农村宅地使用财产权并没有完全实现，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场配置；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对于进行生活型创业的创业者，无法用土地/货币交换，实现不需要土地者退出，需要土地的通过购买获得；城镇小块土地和房屋场地的租金还是太高，而小块土地的使用财产权交易二级市场没有放开。这种体制下，人们无法以地为本为生计创业，也无法变现退出，最终是人去地闲屋破村空。
普通的生活型创业，没有土地，劳动要素无法与土地要素组合，基本上不可能创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居民的生活型创业，一定是创业者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资本和技术要素相组合，才能形成有生产和服务能力的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民众只能将其与农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以及城镇产业园、商铺和写字间等要素相结合，实现生活型创业普通劳动力的就业。目前乡村和城郊，虽然逐步在确权，今年又允许宅基地可以通过出租、入股和合作加以盘活利用，但对于农户的宅基地及房前屋后，包括其他农村和城郊集体建设土地用途，行政管制十分严格，并禁止市场交易。
生活型创业融资也需要小块地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无法定价资产、无法抵押融资、无法注资注册企业，实际上也无法以土地为本进行生活型创业。理由是：融资的条件，是土地成为可交易和可定价的资产；农村和城镇居民，可以地为本注资于企业；创业者可以抵押土地，从银行获得贷款；合作者，可以估值投资股份兴办企业；想去城镇工作的人口，可以出售得到收入，增强进入城镇工作、居住和企业的经济能力；人口老年化时，可以用土地资产用于养老；城乡土地房屋交易，央行投放的货币，才能进入城乡生活型创业领域，进入城乡中小微观企业。
加快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放开放活生活型创业。国内一些资金到国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欧洲等地购买宅地和房屋，并且投资小农场，年资金平均流出可能在5000亿到10000亿元之间，太可惜；尽快理顺土地转移配置出让收入的分配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政府要放开城镇和产业园区小块地的交易再配置；乡村城郊其他集体土地转二三产业和城镇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交易市场；针对农村农民宅基地和承包用地转建设用地出让，应确定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使用财产权，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同权同价交易，出让收入归农民集体和农民家庭，政府按比例收税。
世界人口在不同国家间流动，国外的公民可以到中国购地买房，中国公民也可以去海投资购房买地。然而，在中国城郊和农村如此多空置住房和宅地的情况下，国内现有的资金不能流入去盘活，反而去国外接他们空置的盘。这就有点不太正常和说不过去了。
总之，应对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应当不卑不亢，沉着应对；这一次博弈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是，生产为王，变成了需求为王；博弈是中国应对外部美国冲击的事情，但博弈能不能胜出，在于中国自身打法对不对，以及如何蓄积自己的博弈实力；扩大消费，需要有应急和中长期的方略；消费的基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放开土地，让人民能够从事生活型创业，在创造财富时获得收入，增强他们消费的支付能力。只有选择正确的战略、对策和举措，深化改革，激发生产活力和需求能力，让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美国的博弈有经济实力，中国必定会从贸易战中完胜。

作者介绍：

周天勇：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运算与创新发展专委会主任。兼任：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国土资源部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指导专家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周天勇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出版《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现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模式》《走出决策的经济误区》《走出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等10多部著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期刊、报刊上发表论文400多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先后两次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综合司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在2006年和2010年两次做了中国未来财政体制的整体方案。这在学术和政策界，是较全面和系统的改革设计。近年来就国家整体负债、公平与效率、政府各部门收费、财政体制、官民供养比、水电开发、中国增长的危机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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