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习仲勋与两当起义的重大意义》
2025-03-28 21:07:13
作者：李东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2年4月2日爆发的两当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进行武装革命的重要实践，影响深远。习仲勋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两年多，在起义的准备、筹划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成功起义的关键人物。同时，两当起义也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重要实践，其经验、教训对其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开展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
1930年春，刚过16周岁的习仲勋进入国民党王德修营部开展兵运工作。此前，该部兵运工作沉寂：没有建立中共的组织，没有发展新党员，士兵活动也不活跃。习仲勋到达后，迅速激活了中共在该部的兵运工作。他和另外两名中共党员建立组织联系，研究成立党组织，提出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兵运方针，并确定以该营为基础开展工作，“发展士兵党员，建立连里支部”。由此启动了王德修部大规模的兵运工作。
第一，广泛联络士兵。习仲勋利用同乡同里同学等关系，在军营广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第二，发动士兵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王德修部是在1929年西北大饥馑后由饥民组成的“杂牌军”，士兵待遇差。针对士兵常受压迫、生活困苦的状况，习仲勋等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等口号。当时，陕甘地区的小军阀为争权夺利经常互相发动战争，习仲勋等在战争爆发前，提出反战口号，当战争发生后又在士兵中宣传“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主张。针对该营为“杂牌军”、受欺压的状况，他又提出反对压迫杂牌军、平等待遇等口号。这些主张和口号，符合士兵利益，加深了士兵对他的认同和信任。第三，用行动影响和争取士兵。习仲勋建议王德修整顿军纪，惩罚抢掠民物的士兵，阻止驻地恶霸地主欺压农民的行径。诸如此类行动，显示了习仲勋为维护士兵利益敢做敢为，彰显了其公平、正义和担当的精神，引发广大士兵对他的赞誉、信服和追从。第四，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在与士兵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习仲勋等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他们以谈话、散发传单、开秘密会等方式向士兵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对贫苦农民、士兵剥削和压迫的种种罪行；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面目；宣传不要迷信命运，开展斗争，做自己的真正主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路线、政策和革命业绩等，启发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
二、成功组织起义
在习仲勋及其战友的努力下，中共在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迅速取得显著成效，在两当起义前，“党的组织在二团一营内各连都有支部，人数三十余人，成分有下级官长七、八人，其余都是士兵，成立营委领导工作。群众组织有兄弟团，各连都有，人数一连有二十余人”。该营的排长、班长大多是共产党员，其他非中共党员者也多是革命的同情者。
因其卓越表现和非凡才华，1931年冬，习仲勋担任了党在该营的营委书记。这实际上是对习仲勋前一段兵运工作的一个总结，是对他在兵运中发挥作用的肯定，是对其党性、智慧、能力和人望的肯定。其时，习仲勋年仅17岁多。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其时正值王德修部兵运工作的关键时期，工作局面扩大，任务加重。第二，营委书记是一个关系继续开拓局面、争取兵运目标实现的重要岗位，是搞好该营兵运并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概括地说，习仲勋是在关键时期被推上关键岗位的。
1932年春，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面临新情况。一是该营将要调防甘肃深山中的徽县、成县。该部士兵大都有思归家乡的情绪，且因为待遇低劣、生活困苦而“怨气很大”，因此对越走越偏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出现“士兵的情绪甚是沸腾”的现象。二是统辖该营的团长曹润华“是个反动老军人”，他安插亲信接任该营连长等，严重威胁到中共的兵运工作。
有鉴于此，以习仲勋为首的营委在请示陕西省委并得到批准后，开始筹划起义的具体问题。1932年4月1日晚，在该营移防到达两当县城后，习仲勋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起义的行动方案，确定了兵变总指挥、兵变时间、各连兵变任务和负责人等。按照营委决定，王德修部“遂于当晚12点举行兵变”。由于筹划得当，起义进行顺利。两当起义取得成功（不能因为它后来的失败而否定其成功），是习仲勋等人艰苦兵运的结果，也是其起义时机选择正确、部署得当的结果。
三、革命征途上的重大进步
两当起义部队后来因军事上指挥失误而失败了，但两当起义在习仲勋的思想认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对其成长、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实现了其革命生涯的重大跨越。两当起义前后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重要起步阶段，他度过了由16岁半到18岁多，即从少年走向青年的重要时期，由一个农村青少年和学生迅速成长为在复杂环境中开展艰苦斗争、能够理性思考、创造崭新革命局面的干练干部。这是习仲勋革命征途的重大进步，并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革命活动。
第二，使其深刻感悟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习仲勋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说：“兵变不与农民结合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也很难胜利。”两当起义军一路且战且走，受饥挨饿，历尽艰辛，最后遭受失败的事实，习仲勋感受很深。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习仲勋主要担负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成绩斐然，这虽然是多种因素的作用，但包括两当起义在内的兵运教训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945年，习仲勋在回顾陕甘边斗争历史时，就明确说明了兵运经验教训对根据地工作的影响：“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而照之实行，则创造了根据地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对其发动群众的方法有所启示。兵运过程就是争取士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因为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为此，初入社会的习仲勋学习、借鉴、研究，深入士兵，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很快打开了兵运局面，并大获成功。这些实践，开启了他群众工作之门，成为他开展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方法。后来，习仲勋继续运用并发扬光大这些方法。他由此成为“搞地方工作的典范”，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第四，培养了其基本的军事技能。这是习仲勋在兵运工作和组织两当起义中锻炼得到的能力，非常有意义。在艰苦、激烈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军事斗争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军事技能和常识是每一个革命者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简介：
李东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贴获得者，曾任中共党史教研部民主革命教研室主任。李东朗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中国共产党经验研究等。曾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日军化学战研究”等。撰写《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史稿》《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等学术著作9部，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长征全史》《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十件大事》《近1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等著作13部，参撰《中国共产党谈判史》《抗日战争全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20余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党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光明日报》《党史研究与教学》《人文杂志》《百年潮》《理论前沿》《学习时报》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吉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华英烈大词典》获中宣部“五个一”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获中共中央党校科研二等奖。主编的《和他的将帅们》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细说周恩来》获中南五省区优秀社科图书奖；参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获四川省新闻出版局2012年“四川出版物奖?B图书奖”特等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图书馆评定为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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