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扩：《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打好“组合拳”》
2025-03-05 15:59:47
作者：张军扩（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既有回升向好的一面，也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既需要关注和解决短期波动性问题，更需要关注和解决中长期深层次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张军扩认为关键在于打好政策“组合拳”。要按照中央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开放，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持续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为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中国经济既回升向好也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性表述为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两句话比较准确和客观地概括了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首先，“总体平稳”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指标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8%，其中一季度5.3%、二季度4.7%、三季度4.6%。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速比较快的经济体。另外，从主要实物量指标来看，今年1—11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1%，与总量指标基本上是匹配的。
其次，“稳中有进”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继续呈现新亮点上。
从产业方面看，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推进，新产品新产业新动能继续呈现快速增长。2024年1—11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0%，增速快于全部规上工业3.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增长37.5%、23.1%和27.8%。
从投资方面看，与结构转型、新动能发展关系密切的新型投资增长相对较快。2024年1—11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8.2%和10.2%。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5.4%、8.8%；高技术服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7.9%、12.5%。
从出口方面看，新动能新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24年1—11月，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额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20.3%，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长11.4%。
另外，稳中有进还体现在进入2024年9月、10月特别是四季度以后，各项指标呈现显著改善。比如，规上工业增速由8月的4.5%提升到9月、10月的5.4%和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8月的2.1%提升到9月、10月的3.2%和4.8%。
关于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讲了四条，即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首先，国内需求不足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目前无论消费还是投资增速，均处在历史的低位水平。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11月份经济数据来看，11月消费同比增长3%，1—11月累计投资同比增长3.3%，其中民间投资下降0.4%，与1—10月增速相比均有所回落，另外，2024年11月，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0.2%，环比下降0.6%，生产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1%，同比下降2.5%。价格的低迷集中反映了当前需求不足问题依然是比较突出的。
其次，企业利润下降、效益欠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10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但实现利润同比下降4.3%，其中9、10月份分别下降27.1%和10%。
再次，群众就业和增收面临压力。2024年10月以来，我国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状况呈现一定改善。但无论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还是消费者收入信心指数，都处在历史的低位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巩固基础。
最后，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下一步防范化解风险的两个重点领域。
总体看，中国经济既有回升向好的一面，也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宏观数据与企业、消费者微观感受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温差。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回升向好，需要深刻分析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并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
二、需要关注和解决三个方面的中长期深层次问题
对当前经济持续稳定回升构成影响的，既有短期市场波动性因素，更有阶段性结构性深层次原因。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需要关注和解决短期波动性问题，更需要关注和解决中长期深层次问题。中长期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的；二是体制与政策性的；三是外部冲击性的。
首先，发展阶段原因最突出的方面，就是房地产供需形势的显著变化及其对内需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从中央到地方，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正在逐渐显现成效。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真正实现止跌回稳的关键，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化解和新发展模式的基本形成。从当前市场总体表现来看，仍然处在调整过程当中，实现“止跌回稳”还需继续付出努力。
消费需求的持续不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阶段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扩大消费既要着力增强消费能力，也要努力提升消费信心。短期来讲，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用于鼓励和促进居民消费，或者用于完善社保体系，减轻居民消费后顾之忧等，对于增强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信心都能够发挥积极效果。而从根本上讲，则要靠居民就业状况的改善和收入的增加，要靠居民资产状况的改善和财富效应的增强，这些又都有赖于经济整体的回升向好，因此需要一个相互促进和逐步累积的过程。
其次，体制和政策环境原因，包括中央提出的“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优化，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执法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特别是中央提出的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任务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营商环境方面也还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都有待于通过采取进一步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最后，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也严重影响预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遏制打压的不断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供应链重构，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也造成中国制造业订单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一些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外迁，对中外企业预期信心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三、宏观政策要长短兼顾、标本兼治，打好“组合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方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注重各项政策的系统集成和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会议还从9个方面部署了2025年的重点工作任务。这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系统把握、全面贯彻落实。
一是宏观加力、综合施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首项工作任务，凸显了中央对扩内需工作的重视，也说明扩内需对于2025年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极端重要性。会议强调，2025年要全方位扩大内需，就是要综合施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相信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对2025年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发挥更加有力的推动作用。
会议同时提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加强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举措之间、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并就“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超长期国债”“适时降准降息”等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作出明确回应，预示着2025年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力度将会更大。相信在这样的宏观调控取向下，各项扩大内外需求、支持经济恢复政策的力度不仅不会放松，而且会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加强，进一步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为2025年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提供更为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
二是加快形成与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成长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关键是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监管中，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其一，在科技创新体制环境建设上，在继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大环境的优化。其二，在科技攻关模式上，要更加充分激发和利用企业、社会、市场化创新力量，加快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让更多前沿技术从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其三，处理好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开放创新。在应对各种各样挑战当中，要避免过多增加“自我设限”。面对逆全球化与科技打压的新形势，如何处理好安全、自主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如何形成一套能够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的原则、体制和政策框架，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
三是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了300多项举措。加快推动这些改革开放举措落地见效，既是当前稳预期、提信心的需要，也是经济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等方面，提出和部署了2025年要着力推进的六个方面标志性改革举措，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到位，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比如会议提出的“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就非常有针对性，对于当前稳预期、提信心也十分重要。下一步深化改革，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执法行为，明确政府作用的边界。
四是着力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家形成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入，壮大耐心资本，促进科技进步。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合理的过渡期。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制度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政策统筹与协同配合，更加强调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更加明确指出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等，都十分具有针对性。为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一致性评估的相关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应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负责机构的职责，增强其权威性。
五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塑造对我有利的外部环境。
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在逆全球化潮流不断发展、美国遏制打压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以我为主，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促进制造业外资准入改革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更加注重处理好释放内部需求潜力与扩大开放、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在内外互动、合作共赢中形成良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在看到问题矛盾、风险隐患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要看到发展正是在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中实现的。只要按照中央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开放，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持续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并为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本文源自《中国经济时报》）
张军扩介绍：
研究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委员会书记，中央第十六指导组副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顾问，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学说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6月至2021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科级咨研员、正科级咨研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期间：借调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研究员），经济综合研究部负责人、副部长、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委员会书记。张军扩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经济改革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出版《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调查与研究》《临空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以首都国际机场为例》《资本市场新论：与企业重组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累计100 多篇。荣获1997年政府特殊津贴，1999、2001年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25年3月，被授予2024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
邀请老师演讲、授课请致电：19821197419 阎老师[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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