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持续发力夯实制造强国》
2025-03-03 12:30:11
作者：李毅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70年的工业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历史的教训；既有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存在着差距和不足。进入新时代，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正视差距和短板，进一步激发自主创新、奋发图强的动力和活力。工业战线应不忘强国富民的初心，牢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地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弘扬“中国工业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一、大国工业成就大国实力
从规模上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的GDP是90万亿元，折合美元是13.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6%；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开始超过美国，2018年为30.5万亿元，4.5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4%；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41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
从产量上看，500多个工业品，有220个世界第一；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去年出口16.4万亿元，折合2.48万亿美元。进口世界第二，14.1万亿元，约为2.14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30万亿元，折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量的11.75%，美国占10.87%。
从质量上看，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由跟跑、并跑，到现在在一些领域实现了领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有16个，每个投资数百亿元。现在很多都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在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上往前迈了一大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有一批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5G技术现有专利占世界的30.3%，航空方面有C919大飞机、歼-20，航天有大功率火箭、绕月工程、北斗卫星；再如“蓝鲸1号”在南海发现可持续开采可燃冰、“华龙一号”核电、“复兴号”高铁机车等，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领域。
70年来工业战线的辉煌成就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支柱。而70年工业发展背后也有着重要支撑，那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比如，社会主义改造将各种不同形态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制度变化；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体制变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机制变革。现在我们提出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二、清醒认识差距和短板
我国现在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清醒看到差距和短板是信心和实力的表现。客观上，我国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许多年。美国是1955年就实现了工业化，德国是1965年，日本是1972年，韩国是1995年，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基本工业化、2035年全面工业化。总的来说，我国工业制造业还处在世界价值链的中低端，表现在创新能力不够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绿色低碳转型还需加快、质量效益需要提高、数字化智能化还在起步阶段。李毅中认为集中体现为以下五方面：
一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关键零部件、关键元器件的自给率只有三分之一，最典型的如高端专用芯片，95%依赖进口。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我国研发投入占GDP2.19%，而美国是2.79%，还要进一步提升，北欧国家是3%，日本是3.2%。我国研发投入总量接近2万亿元，但其中用在基础研发的只有5.7%，发达国家一般是15%~2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不同行业不一样，平均是1.1%，发达国家平均为2%~3%，几乎各行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都比国际同行低。
三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繁重。单位GDP能耗逐年下降，但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各种数据显示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工业是主要污染源之一。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仍需攻坚。
四是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不足。在2018年的“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美国以223席继续保持世界品牌第一强国位置，法国、英国、日本分列二三四位，中国有38家品牌入围，列第五位。论规模在《财富》全球500强中名列第一，论品牌却屈居第五，这反映出我们在质量品牌建设上的差距。
五是工业效率有待提高。我国工业增加值率约为22%~23%，发达国家为35%~40%。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6.49%，美国是8%。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2018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11.6万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全力打造工业3.0，谋划工业4.0，区域、行业、企业差别大，有的还要补工业1.0、2.0的欠账。我国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接近60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美德日韩都在300台以上。
要弥补这样的差距和不足就要加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一方面，发展新兴产业。多年来，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增幅都比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10个百分点左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工业增加值的增幅要高5个百分点左右。但要看到，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3.9%，每年只增加不到1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在加快发展，但力度还不够。
另一方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国技术改造投资2018年达到11.9万亿元，占工业投资的48.2%，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要加大力度。国家采取了多项支持鼓励政策，企业正在开展以绿色、低碳、智能、优质为重点的新一轮技术改造。
三、防止工业占比过快下降
曾有中央领导人指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经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现状非常准确的把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例是42%，2016年已降至33.3%，相当于一年降低近1个百分点；同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32.5%降到28.8%，2016年以后开始回稳。
国际方面，美国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要重振制造业。美国实现工业化以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27.6%降到11.6%；德日韩工业化以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虽也下降，但比较平滑，近十年保持稳定。2016年，日本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是20.7%，德国20.8%，韩国27.6%，我国是28.8%。韩国人均GDP是我们三倍，但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我们却和韩国差不多。
我国国情决定了工业是立国之本、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必须在国民经济中保持一定比例。对待我国工业化阶段必须有正确的认识。我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为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一、二、三产要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进出口的促进作用。
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后期，而不是后工业化时代。要科学把握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国情出发，分阶段完成使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2035年全面工业化。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2017年6月发布了“工业化综合指数”，全国是84，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是93~98，长江经济带是86，东北是76，大西北和大西南是58，个别省（区）在50。这是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判断。
四、把握制造强国建设关键点
“三去一降一补”是一场攻坚战，也是战略任务，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要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去产能的核心是淘汰落后，要因业施策，但不能一刀切。对于绝对量已过剩的水泥、粗钢和煤炭，要加大去产能的力度；对于结构性过剩的造船和玻璃，要着力弥补短板，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对于成长性过剩的风电设备、光伏发电设备等，要避免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大力提升技术经济水平。
李毅中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需在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要实行自主创新战略。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并不矛盾。自主创新目标是实现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但并不排斥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交流合作。一方面应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要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研发的目的全在于用，只有用才进入了市场。用户要自始至终参加研发全过程，要加快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
第二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业深度跨界融合，数字产业化是手段，产业数字化是目的。推进一二三产尤其是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不能本末倒置。跨界融合的实质是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工业制造技术（IMT）的深度融合。十多年来我国通信技术经历了从2G到5G的跨越和演进，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工业制造技术赶超国际水准日新月异。由于各工业行业千差万别，因此实现跨界融合每个行业都要专门研究，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提升高端制造技术能力，突破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的瓶颈，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第三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补短板、强弱项、调结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优化存量进行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技术改造，还是发展增量建设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都需要投资支撑。这几年工业投资增幅过低，要尽快改变。稳预期、稳投资、稳外资，提高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
第四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一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制造业应是重点。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税费合计（含五险一金）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5%，负担过重。以增值税为例，全国一共三档，制造业税负最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从16%减到13%，还要加快三档变两档，这对于支持制造强国建设尤为重要。（本文转载自《瞭望》新闻周刊，内容有删减）
李毅中简介：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记，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曾长期在石油化工领域工作；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1997年至1998年任中国东联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0年至2003年任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03年至2005年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副主任。2005年至2008年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委书记。2008年至2010年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科学中国人》《中国国情国力》《中国经贸导刊》《行政管理改革》《中国发展观察》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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