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给穷人发钱，向富人收税”！
2024-07-09 13:11:43
李稻葵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不能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拉平，那样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中国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平等。
李稻葵：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给穷人发钱，向富人收税”！
贫富问题，不是一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也不是一时问题，而是长期顽疾性问题，很棘手。在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时，很多西方国家喜欢且经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但是最近30多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人们肉眼可见的现象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在刷新历史记录，站到了历史新高位。
那中国呢？中国一直追求与践行共同富裕，正在积极探求和推进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局。中国到底要什么，怎么做？我们是不是也该学学一些西方国家，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呢？
为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不能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拉平，那样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中国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平等。
过去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情况如何？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过去30多年间，全球不平等的情况的确加剧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释：一是，里根、撒切尔政府等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放弃了很多传统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会，直接伤害了劳工阶层的利益；二是，过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也被“带跑了”，因此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劳工工资下降，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三是，随着技术进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长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时，高技能人群“扎堆”，出现叠加效应，例如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虽然这种说法对西方国家，尤其对西方发达国家、地区而言的确是事实 ，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没有考虑中国的力量和对世界的贡献，忽略了中国这个变量。如果只论西方国家，近年来其收入分配情况的确是恶化的。如果把中国计算在内的话，过去三十多年间，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其实反而下降了。因为占全球约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现已实现全面小康了。
贫富差距拉大会引起哪些问题？
群体性贫富差距或收入差距本身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受外在环境影响，就像温度一样不能没有，也不能离开、消除，只能适应、主动调节与利用。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是人对这种环境的主观感知，觉得“别人过得比我好”，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发帖抱怨或躺平不干，更严重时甚至会有抢劫等犯罪或极端行为。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动荡就来源于此。但同样收入差距过大时，相当于在同样冷的天气下，有的人就“感冒发烧”，而有的就不会，这就取决于一些调节收入、减少差距的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实际所得。所以，收入或者说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样重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认知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预期。在实践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人与人之间，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天生不平等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天生的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体育天赋、文艺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各种能力的不平等等，但这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是客观形成的。通俗来讲或平常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时，核心是设计出一种游戏规则，让每个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异，都不失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来玩”。而不是让部分人感觉游戏太难了，参与不了、不愿意参与，甚至走向对立面，破坏游戏规则；也不是惩罚高级玩家，逼他们退出。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平，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对于那些天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或者补偿。让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
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绝不能“唯收入论”。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论”，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直接给穷人发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很多问题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等等。例如：美国很多流浪汉，完全可以凭劳动养活自己，但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露宿街头。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精神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钱搞定”，只给钱，不管其他。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论”，就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国外进行对比。这个错误就类似比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温度，来衡量两个社会是否健康或者先进。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同样温度下，有的社会可能生病但有的则不会。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偏高，但主要是城乡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进城，而农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强烈。
中国为何在此时强调推进共同富裕？
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际，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诉求和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何况中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党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共同富裕本身就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立身之志、立身之本。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某一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也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我们现在强调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我们党的矢志追求，也在于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发、经济按照，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实力和条件。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该怎么做？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做法对富人多征税？
首先还是抓住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矛盾，那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狠抓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再次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要关注劳动收入的差距，更需关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距。至于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那样推行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的问题，这在短期，甚至未来10-20年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跟日本、美国等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奋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开征遗产税等，那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可能选择提前转移财产，甚至“不玩了”，这就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只有当政府已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搞好，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征收这一系列财产税的条件才更成熟。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义？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将是不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追求与探索。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更重大，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共同富裕，对西方发达国家，更有借鉴意义。共同富裕的课题，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比如此前谈到的有些国家陷入“唯收入论”。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将造福全球，是对全球的贡献。
本文根据中新社“东西问”记者对李稻葵专访整理。
李稻葵简介:
李稻葵：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课题等多个项目，代表著作有Economic Lessons from China’s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中国方案1.0》《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研究》《乱世中的大国崛起》等。著作及课题成果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并曾获北京市京华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