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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坛|张维为：百年大变局与大国博弈。
2024-04-15 13:23:58
名家讲坛张维为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导、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理事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海内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政治学者之一。
4月13日，张维为教授受邀为中行江苏分行“名人堂”系列讲座淮安站，进行主旨为《百年大变局与大国博弈》专题讲座。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张维为教授先给大家稍微科普了一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他说这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也是习主席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现在处在近代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国内，国际就是，现在整个世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普完“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小知识后，张维为教授从“中欧文明冲突、世界新工业革命、中欧制度竞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地位变化”等四个维度切入，为受众带来了一场思想的饕餮大餐：
一、中欧文明冲突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要比西方的文明更加包容。我们一直认为不同文明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但被“欧洲中心论”熏陶了数百年的西方人，要接受世界不同文化各有千秋，可以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一个小孩子都懂得“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西方主导的文化中还是“三人行我必为师”。
中西方还有一个主要差别是宗教差异。西方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或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而中华文明相当独特，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差异与西方一神教的传统有关。一神教的传统意味着排他性非常强，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跟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比较包容、综合，所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传统，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社会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年欧洲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等，面对欧洲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现象，高度赞赏和羡慕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就是比较贴近自然的、世俗化的、非政治化的、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和西方相比，中国宗教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宗教不允许干预政治，政教分离的传统在中国远远早于西方，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在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频发的今天，这种中国传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伟大智慧。
当然，要西方接受这些事实和智慧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二十来年，西方经济普遍低迷，民粹主义政治极其蔓延，导致今天西方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纷纷抬头。西方右翼思维的特征大致如此，对内，担心移民造成国家认同危机，对外，仍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中国的成功，包括抗疫的成功，都威胁了他们的优越感，威胁了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加以“遏制”。
这没有什么可怕，不同的文明就会带来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势必会带来冲突，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文明有着极强的自信感。
二、世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英国人瓦特1776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的，但在这之前，英国已经通过战争击败了自己的主要对手西班牙，成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后来英国又打败法国，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今天的加拿大等大片领土。换言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已经通过战争手段，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包括商品、劳力、资本、原材料市场在内的统一国际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19世界下半叶开始，以发电机、内燃机为标志，资本主义随之就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然后是德国，还有一些其他欧洲国家，很快把整个非洲瓜分完毕。总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本身都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血与火、扩张和杀戮。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我们争分夺秒、艰苦奋斗，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包括政治制度的基础，工业体系建设、独立的国防体系、独立的科技体系的建设、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医疗等等社会事业的建设，为中国崛起创造了基础条件。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是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来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来年，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石化工业和中高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几乎与西方同步进入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起初是追赶，随后是逆袭，目前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现在，世界正处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和运作的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而这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实现的，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换位、夺位的竞争前所未有，同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方阵的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冲突和战争？坦率说，局部冲突不能完全排除，但中美两个大国都是核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微乎其微。此外，中美两国有许多深度的利益交融，中美两国都会很务实的找出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当然，这也需要经过一些斗争。
三、中欧美制度竞争带来的挑战。
中国与欧美两种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比拼，一般环境下看不出区别，只有战时（包括重大自然灾难）才能一下子看出端倪。必然这次世界范围的疫情，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以较高分数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我们的制度给力、军队给力、人民给力、文化给力、科技给力、领导人给力！这是我们这次应对疫情的最大的收获。
尽管西方媒体还在继续地“黑”中国，恰好说明他们慌了，我们制度的成功正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好在这次对中国制度完胜的认知，主要源于人民、源于普通老百姓、源于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中，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又有最发达的信息手段，一部手机在手，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国人通过视频和网络进行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全方位比较，大大增强自信心。这种震撼效果前所未有。至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西方政治制度彻底走下神坛，这对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可能继续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具有里程碑意义。这种人民的“心胜”是中国走向更大胜利的最大保证。
这次中国与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都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后来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头看西方的做法是多么短视，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结果自己国家首先沦陷的都是经济和商业最发达地区：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等等。
只要中欧文明的差异存在，制度间的竞争就不会消失，单纯谈论制度谁优谁劣也没有什么意义。分析制度挑战，目的是找到我们自己的优势，然后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把自己的实力做强、做大。
四、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挑战。
大家经常问，中国是不是要取代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取代美国，现在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其实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很西方。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文明型国家，只要比较中西方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两者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历史上的欧洲大国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和其他战争，只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才开始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但即使这样，它还没有放弃对外使用武力手段欺负弱小国家。
中国没有西方这种军国主义的传统。十五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但没有对其他国家殖民，这种崇尚和平的传统和基因一以贯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他就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
作为一个崇尚以和为贵的文明，中国人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保持着强大的止战能力，保持对美国说不的权利。
美国人是最承认实力的，我们该展示实力的时候，一定要展示实力。美国有一个惯用的表述方法，很能反映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If I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我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擅长“调结构”，中国是“调结构”专家。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包括软硬实力，同时让美国清晰地知道，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人做事情讲“道”，讲“正道”，讲“大道至简”，“道”这个字中国三千年前就有了，这是中国人的伟大智慧，“道”是一个更高、更综合概念，它的载体是理念，是管“术”的，可以把不同的“术”串在一起，打出完美的组合拳。
中国崛起的逻辑是独特的，中国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或者叫中国模式，它更可能带来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势，一种“代差”或者叫“降维”。很像我们过去拍照用胶卷，那时候大家讨论的是，柯达公司的产品和富士公司的产品，谁将胜出？但最后改变一切的是数字技术的出现，让过去的这种竞争变得没什么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世界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历史上这四种挑战中的任何一种，单独就可能引发战争，或者引发过战争，但今天这四重挑战是叠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所以情况更为复杂。当然，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崛起，这改变了世界上很多东西。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理念和举措，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未来的演变，有可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走向成熟。
最后，张维为教授指出，总之，我们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发有为，直至完全的胜利！
张维为的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新格局等重要论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独到的视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政治时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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