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实现创新型增长》
2025-03-06 10:16:52
演讲者：魏加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产业经济系学术主任）
过去40年，中国如何实现了快速增长？从供给侧来看有几个要素，从劳动力要素来看过去我们有人口红利，从资本要素来看过去我们资本红利，另外过去这些年我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一定的技术红利，支撑了中国的高速增长。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今天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本红利消失了，技术红利消失了，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排在首位的就是创新，“十四五”规划无论是党中央的建议，还是国务院的纲要，总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创新，说明中央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性。
那么，数字化时代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加宁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工业时代强调专注式思维，但到了数字化时代，创新更多是依靠发散式的思维；在生产环节，工业时代强调垂直一体化，数字化时代强调横向水平分工，零部件都是模块化、接口标准化、生产外包全球化；在决策环节，工业时代强调垂直集中决策，数字化时代依靠的是分布式的决策；在企业环节，工业时代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数字化时代竞争就变成了创新力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创新型增长？主要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 创新法治化，确保合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给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这样能让创新者安心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 创新市场化，创新出来技术自由交易、有偿使用，像美国把创新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度分离，这样很多中小企业可以买其中一部分使用权研发，形成了中小企业创新的热潮；
第三， 创新民营化，美国创新70%以上是私营企业，中国在创新投入方面民营企业占到50%，专利方面民营企业占到80%，所以创新主要是靠民营企业，政府要为创新失败者提供社会安全网；
第四， 教育体制必须改革，现在的教育完全不适应创新型增长的要求，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研究生教育都必须加快推进改革，来适应创新型增长的要求。
另外，现在知识半衰期在缩短，教育部门也需要加快推进职业化教育、在职教育，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教育学校就是蓄水池，大家回到学校充电，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发挥新知识的作用。
科研体制必须改革，像国外一个顶级教授、两个副教授、四个助教和一个团队研发，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更适应数字化时代创新需要，而中国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是倒金字塔型，这样的模式是无法跟现代化科研团队竞争的。
提高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包括排除对学术的干扰，也需要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整个大环境好了，才能切实完成创新。
数字化时代不仅要求硬件要兼容，软件也要兼容，而且要求制度要兼容、体制要兼容。比如远程医疗，从技术上讲，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在北京就可以操作华盛顿一所医院的仪器设备，但如果两国的制度不同，比如在美国，上手术台的医生必须先学8年医，实习多少年，还要考医生执业资格，才能够做手术，但假如我们中国谁都可以上机器操作的话，请问，有人敢让你做手术吗？！
有一句话请大家牢记，要想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要想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
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供讨论，前阵子我去广东参加招商引资大会，一进饭店房间，发现洗手间非常先进，镜子上有很多App，功能非常丰富，但回到房间打开电视，仅能观看到几个国外电视台，连近在咫尺的香港电视台都收看不了，在这样一种信息环境下，是很难做到创新的。
回顾过去，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三个大周期，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先解放思想，再通过解放思想来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次讲到，我们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在今年4月20日的博鳌论坛上讲，总书记讲到我们要开放创新，它是发展必由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嘉宾介绍：
魏加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产经系学术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巡视员、研究员，享受国务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魏加宁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宏观调控、金融、财政、危机管理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曾任孙尚清秘书、吴敬琏助手。 1994年，建议中国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危机管理理论研究》； 1995年，合作撰写内部报告《警惕金融风潮，早采防范措施》； 2000年，在内部报告中率先提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相分离； 2003年以来，负责过《地方债问题》《泡沫经济与不良资产》《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救助》《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总结》《金融安全网》《两次大危机比较》《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城市化政府融资研究》《改革方法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课题； 2013年参与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383改革方案”项目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建议”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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