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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龙：《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前景与机遇》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5-08 点击：845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杨建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研究员）

过去20年或者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一个根本的源头在于城市化、城镇化，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在产业层面，持续快速的城镇化表现出来是住行主导的消费问题，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了中游的钢铁有色、带动了上游的媒体游云，才由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辉煌和繁荣。
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却不得不看到一些传统增长模式的驱动力量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汽车，我们从总量来看，还有一半的空间，我们这条路爬坡爬了一半，然而，当汽车总量已经超过2500万辆之后，我们已经不太可能指望它继续保持过去这些年20%、30%的增速，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今天10%的增长就意味着至少要新增250万以上的汽车。何止汽车啊？作为整个经济增长另外一个引擎支柱的房地产业何尝不是如此？
即使我们选择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参照点，来勾划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得到了很多让我们担忧的数据。按照这样的估算，未来十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注意，这个估算起点是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人均有效土地面积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的话，会看到这个估点本身也是高估的。未来，我们也许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其实，看到我们的数据就知道，2011年的高点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历史性的高点。当“住和行”作为源头力量开始衰退的时候，中游的钢铁、有色石化怎么办，上游的煤炭油运怎么办？过去五年的调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源头增速回落了带来的直接影响，这就把我们放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中。这是我们的投资轨迹，大家看到这条线你能够指望它未来五年形成一个对应的扩张通道吗？很难！高通胀历史性总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怎么办？我们路在何方？
城镇化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源头驱动力量。当然，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大背景下，你没有独善其身的机会。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首先要对这个状况作出直观的判断，如何理解它。在用复杂的经济工具不便于说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些直观的数据。中国经济的几轮周期，我们看，第一轮整个经济总量只是趴在地上的灰色柱体，第二个周期翻了两番，第三轮周期又翻了两番，你想，中国经济体量如此速度膨胀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指望它沿着不变的增速在增长？
我们在中国经济GDP轨迹边上，平衡了一个男孩和女孩身高曲线，大家看到，男孩和女孩一旦渡过少年时代开始进入青年时代的时候，他身高的增长迅速回落，这时候我们不会批评孩子，你为什么不长个？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他开始有了表达自己成长愿望新的方式和新的追求，中国经济今天是这样的，我想问，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回落只不过中国经济从少年时期进入青年时期，表现出来的正常的生理特征，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正常、自然的。
回顾一下日本和韩国，他们在这样的阶段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我们把美国、德国、欧洲的信息表达出来，你会看到所有的孩子进入青年期的时候身高都在放慢，我们只是沿着一个既定的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模式在前进。所以，今天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就是我们开始进入青年期了，对一个青年期的经济来说，它的增长和发展的标志已经不再是过去以身高来表达，以增速来表达了，开始有了新的成长愿望，对孩子来说就是他心智的成熟、能力的提升，对国家来说，对经济来说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图形，对各国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系统归纳，可以看到，黄线之前表达的少年时期，整个经济的阶段成长是以物质消费为主导的，进入黄线之后的青年时期后，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开始对精神消费提出了明确的需求，整个的消费升级的轨迹陡然间在转向。
这种系统社会群体的变化，不仅仅会让我们以前不很熟悉的行业快速的成长，成为高增长行业，我们看到文化旅游、我们看到健康，我们看到对生命和生活品质更多的产业，很多产业应运而生，快速膨胀、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传统的产业领域，我们由简单的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升级，也成为没有选择的必然通道。建筑、房地产业，传统的城市化处在什么样的轨迹呢？处在的过去转型和新突破融合的区间，我们在这个图形上，你很难对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做出点状的定位，因为它是覆盖全部的，这就是城镇化根本性的地位。品质的追求，新型的城镇化中是有很到具体的表达的，看到这些表达，有时候会让人心痛。为什么心痛？因为它对我们理解过去的城镇化，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问题，当我们带着新型城镇化的美好愿景来现实生活中观察，就会看到一系列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一个就是对城市的理解。
今天的城镇化对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是经过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的缓慢成长，有一个自我组织充分空间和时机，而今天的城镇化可以在5到10年之内呈现出一个完全新型的城市来，我们没有这种自组织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对这个城市整体的成长逻辑关系有更科学、清晰的认同。概括起来，城市的建设涉及到城市的功能，以它为源头会派生出对产业的导入的愿景，产业的导入自然而然会成为人口集聚的逻辑前提，而人口集聚最终回我们基础设施、乃至城市基础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有先后和逻辑的。
在最后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逻辑有所体现吗？我觉得体现不够，尽管我们有美好的愿望。
其实未来的城镇化的品质发展，如果把这种最基本的逻辑问题，最基本的体制问题不解决掉，很多的愿景是没有落地的，具体来说在哪里？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被分解在不同的领域。为了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多规合一为代表的改革努力方向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实际上，今天做客观的评估，仍然不尽如任意。今天对全国多规合一的进展情况做过系统的调研。有两个代表性的情况，一个是就把这个作为样子，作做样子，常委会开完会，多规合一报告就进入了档案库，还有一类不断努力在做，比如说福建做了比较早，但是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推进。怎么办？
这些问题的困惑带着思考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我们慢慢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努力，各种各样的新模式出现，我们看到了走出怪圈的希望所在。在这期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前不久在中建方程会议室的调研，这次调研当中，中建方程贺海飞董事长详细讲解了他们三一、三二的模式，尽管在这个领域做过调研，但是三一、三二仍然让我眼前一亮。我们看到，传统的住宅建筑产业的一和二当中增加了一个三，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三并没有跟在一和二后面，而是放在后面，一整个发展都是从产业的规划、产业的导入和最终取得产业成效入手的，第三这个三、不是一个三，而是三一、三二三产业和城市的融合，这个产业当中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节点。后来更多的较中，我开始慢慢理解三一、三二，有粗浅的感受跟大家分享，这里面包括两大融合，第一从理念、从模式从操作模式上实现产、城、人的融合，我有时候打趣贺董事长，你站在活生生、有机的城市角度看的，不只是理解为高楼大厦和土地，你是有人生活、产业发展的活生生的城市去规划。
另外多规融合，我们在传统的体制架构中几个理念应难而解，这个整体发展模式，从一开始把把多规融合作为自然而然的内容包含在内，我说其实你在做市长们一直想做一直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你不是董事长，你其实是在做“市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了很多创新，流程创新、自然整合方式的创新，融资的创新、协作模式创新，感受这些创新的时候，我感受到创新的文化和氛围，这个文化很低调、很务实、很科学、很严谨，它拿出我们规划设计师的严谨和一丝不苟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来开展我们的城镇化模式的研究，这创新有更务实成果，从一开始奔着务实成果去的，我们在这种文化中，在创新成果理念，看到中国城镇化的需要，看到这个理念带给中国的愿景。说到愿景，我想可持续的高品质的城镇化，我们在这里开始找到了他的生长点，作为产业的研究人员，我可能更关心产业问题，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产业的生长沃土难道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千载难逢的机遇，找到了化解问题的支点，找到了真正的空间吗？
产业从来都是跟我们的城镇化、跟土地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在反思，要不要提出一个把我们封闭的产业研究开始打开，与我们的城镇、与我们的区域发展融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新的研究模式。过去，城镇是城镇的研究，产业是产业的研究，今天看来，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手心手背，必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后，我们有了绿色生活的企盼，我们有了文化传承的载体，更重要的是改革的试验田。今天的改革和创新它所释放的红利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特别赞同我们焦主任的一句话“我们改革的红利远未释放、完成”，我们还有很大的改革红利宝库等待我们挖掘，挖掘就需要我们中建这种创新精神。说到未来的产业，今天正是各种各样新成果层出不穷的时候，健康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汽车等等，但是这些花的成长一定要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在哪里？我想我们前面所做的努力不只是一个城市，更是中国经济今天转型升级实现产业迈入新轨道的坚实的起点。产业离不开城市的支撑。
最后，围绕我们所在的塘沽区的塘沽湾这块土地，我们有一点点自己的感想，大家也许可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区域的位置，天津是两大金三角的汇聚点，第一大金三角是京津冀陆上三角的轨道电，另外一大轨道点是天津、营口、烟台海上三角的对接点，天津是海陆金三角的汇集点。另外，天津是“一带一路”带和路的汇合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发展今后有更多的工作是要跳出我们这样区域，跳出天津甚至跳出京津冀，在更大国际视野版图中定位我们的天津，定位我们的产业，定位我们的未来。

作者介绍：

杨建龙：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一级巡视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等讲座教授。杨建龙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和企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参与铁路体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等国家重要领域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参与国家能源（煤炭、石油、电力、化工、新能源）、交通（港口、铁路、公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钢铁、汽车、房地产等多领域战略研究和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多省、地、市五年规划研究工作。近年来，重点开展各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战略，以及贸易摩擦相关政策等问题研究。已完成研究报告、论文近百篇，出版《“十五”产业发展大思路》《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报告》《关于中国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奕分析》《中国产业发展蓝皮书》(2000、2001、2003、2003)等著作十余部。部分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其专著《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获“中国发展奖”一等奖，《中国垄断性产业改革与发展》获“中国发展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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