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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美伊战争带来的中东变局与战略机遇》
2026-04-21 14:57:48
作者：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轰炸。次日，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一大批伊朗宗教、政府和军队领导人被炸身亡。美以对这场战争的策动，既有其长期规划的战略考量，又有其短期紧迫性。
首先，以色列右翼势力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圈子规划此战已经四十年，如今终于梦想成真。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十年的梦想，就是打败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之弧”，称霸和控制大中东地区，最终建成一个跨越亚非欧的犹太中东帝国。
其次，这是内塔尼亚胡迫切想要的战争，而不是特朗普本人想要的。以色列情报系统手中很可能通过耐心的长期布局，掌握着一大批美欧资深政要和精英的黑材料，而特朗普与那位以身入局的爱泼斯坦是老朋友了。内塔尼亚胡显然是拿住了特朗普和部分共和党高层的某些把柄，所以美国共和党政权不得不卷入这场国运赌博。如果再晚一两年，以色列复国主义者恐怕无法再将美国卷入中东战争，因为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思潮正在快速兴起。此前被暗杀的查理·柯克，至今还活着的塔克·卡尔森等MAGA意见领袖，以及民主党的年轻政治家们，都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反犹意识觉醒。民主共和两党的年轻人，唯一的共识不再是反华，而是反犹。美国犹太游说组织AIPAC，近期想给一些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政客提供赞助，居然没有人敢收他们的钱了。美国内部反犹力量正在涌动，现在不赶紧肢解伊朗，将来恐怕没有机会了。这是内塔尼亚胡进行军事赌博的最后时间窗口。
再次，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也一贯指责建制派政治家在海外发动各种无谓的战争，那这次为什么会违背其反战初心，对伊朗悍然开战？除了上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逼迫和劝诱，还离不开他的自大轻敌。此前美军在委内瑞拉轻易得手，以及2025年六月的“12天战争”中伊朗方面表现软弱妥协，都滋长了他的轻敌错觉；近期伊朗国内出现大量反神权的示威，以及伊朗革命卫队与国防军之间的矛盾，伊朗政府官员与宗教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都让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认为：一旦铲除什叶派高层和革命卫队高层，则会有大量伊朗内应涌到街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区域国别研究没有及时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
最后，从大国博弈的背景来看，特朗普急于全面掌控全球化石能源供给，服务于其对华战略博弈的需要。2025年的关税与制裁斗争中，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贸易伙伴都给他跪下了，唯独中国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用关税和稀土反制把他拿捏羞辱了一把。美国的芯片制裁未能打败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反而助推了中国的本土替代和创新；而中国对他的稀土制裁，却结结实实地打中其军工产业和两用科技的七寸。
一、美以伊各自国内政治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也是我们在观察和思考战争的时候需要牢记的一个视角。
首先看美国。特朗普政权的国内政治压力来自多方面。明明有七成以上的美国民众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也没有在战前为这场战争背书，但特朗普一意孤行，屈从于以色列的旨意，以假谈判掩护真战争。所以这场战争无论是在国际法和国内法意义上，都是非法的，将来可能会遭战争罪审判清算；而且无论从哪个文明的道德标准来看，借谈判搞偷袭暗杀都是相当卑鄙而鲁莽的，为世界各国所不齿，也严重削弱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和以色列的国际信用。在出师不利之后，特朗普还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找了神婆作法祈祷。因此，中立的观察者们需要反思，美国和伊朗究竟谁更民主一些？谁更神权专制一些？美国军人们理不直气不壮，许多人觉得不能给以色列卖命，不少美国评论人都在跟特朗普唱反调，有的退役军官甚至已经开始在谈话节目中哀叹美国的败亡。2026年是中期选举年，历史数据显示总统所在政党在中期选举平均丢失26个众议院席位。近期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处境非常不妙，中期选举众议院必丢，连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也有可能会丢掉。特朗普原本就需要对外战略成果来提振士气，但伊朗对霍尔姆斯海峡的封锁推高油价进而推高通胀，直接影响特朗普选情。
其次看以色列。据说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国内腐败审判和右翼联盟压力，需要外部冲突的聚旗效应来维持执政合法性。开战之前和开战早期，多数以色列民众是支持这场战争的。开战之后，尽管他努力封锁本土受损消息，但是目前来看以色列本土的生命和财富损失也不小，铁穹和萨德系统的防御神话也被打破了。这种局面对他的支持率影响如何？我对以色列内政所知甚少，希望专业同行们补充更多信息。
再看伊朗。伊朗内部的确存在不小的矛盾和分歧。考虑到马来西亚与伊朗在原油方面的特殊关系，我特意问起为何伊朗在十二日战争中的表现如此软弱，得到回答是，这应归因于伊朗方面存在两支平行的军队：国防军和革命卫队，其中一支听政府，另一支听教权。后者人数少，但占据40%左右的国民财富，装备更加精良，且有百万民兵作为后备力量。两支军队的相互拆台争斗，导致了去年的十二日战争中令人失望的表现，也导致此前以色列对伊朗政要将领和科学家的暗杀成功率如此之高。哈梅内伊身亡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据说最初伊朗有很多独立的军区，原本统一指挥的人都死了，这些分散的军事单位陷入各自独立为战的状态。“马赛克”去中心化的各自为战，以及为了竞争未来的权力格局，伊朗各个军事单位在相互竞争，都想在复仇之战中用实际战绩来证明自己是最勇敢、最能打的。这种状态短期内反而促成了“战时凝聚”效应，外部威胁让内部矛盾暂时让位于生存需求。当且仅当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建立起足够的权威之后，对外谈判妥协才是可能的。
伊朗权力过渡带来两个深层问题：第一，权力来源单一化。穆杰塔巴的权力基础主要来自革命卫队，而非传统的宗教精英网络。这意味着他的统治更依赖武力，而非共识。第二，继承合法性争议。专家会议的投票过程高度保密，缺乏透明度，在政权生存危机状态下，伊朗变成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这为未来的权力挑战留下了空间。原本他手下的伊朗本地员工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且受雇于跨国公司的白领人士，基本上都是反对神权统治的；但是在这次斗争中，大约有一半已经转变了立场，变得同情神权，支持穆杰塔巴和革命卫队对美以的抵抗。他们意识到，美以不是来解放伊朗人的，而是来摧毁和颠覆这个国家的；美以联军不宣而战的做法，滥杀无辜的做法，激怒了伊朗的普通人。
二、美以伊朗战争的外溢效应
这次战争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产生一系列深远持久的影响，至少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这场战争不仅打破了美帝国军事优势不可撼动的神话，还打破了美军保护下的中东石油富国的财富神话。成本低、数量大的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淹没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防御体系；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使领馆乃至数据中心，如今都已经裸露在伊朗远程攻击能力的威胁之下。中东国家的好日子恐怕要到头了。正如我过去几年在公开演讲中经常说的那样，中东唯一值得投资的国家可能就是伊朗，而王爷们的国家没有一个值得长期投资，因为它们都是菜单上的国家。伊朗如果赢得这场战争，那么就会成为中东一霸，获得向波斯湾各国征收过路费的特权。伊朗如果彻底输掉这场战争，被美以控制并肢解，那么伊朗的资产也将大幅升值。
其次，能源价格的上涨，正在推动美国和全球的通胀反弹，从而压缩美国今年的降息空间，并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有人认为石油价格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每桶40美元，要么是150美元，我认为后者的概率更大。这场战争如果不能在三个月内体面收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就很麻烦了，那么到年底的时候，特朗普恐怕就不得不在选举制度、投票资格、票箱控制权等问题上动歪脑筋了。美国执政团队的内部团结也已受到此次伊朗战争的影响：特朗普团队里的权势排名也因此战而出现变化，原本的二号人物万斯在战争中神隐，显然他对于这场战争是持保留态度的。鲁比奥如今比万斯更加得势，有人认为他正在替代万斯成为MAGA派接班人。我倒不这么看，因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会伤害特朗普在MAGA和整个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万斯此时被边缘化，看似政治上退步了，但将来看也许反而是唯一正确的登顶之道。
再次，海峡的长期封锁会影响波斯湾氮肥和硫酸（磷肥生产的必要原料）的出口，从而可能导致今年北半球的春耕缺少肥料。以当今世界各地的耕地、降水和日照条件，不施肥的条件下可以养活40亿人口，但是如今全世界有80亿人口，可见二战后化肥和农药行业的发展对于人类人口规模与质量的重要意义。如果这场战争真的严重影响今年北半球的农业产出，那么今冬明春将会在“全球南方”国家发生相当大规模的饥荒和动荡。
更其次，黄金价格的波动比较特殊。正常情况下，地缘风险越大，黄金应该会上涨才对。但是这次黄金价格反而大幅下跌，从开战前的5280美元一盎司，最低跌到4100美元，可谓惨烈。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两年的黄金大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和杠杆投资者，因此伊朗战争导致的价格剧变迫使部分投资者被动去杠杆，被动卖出大量黄金。还有一种可能是，此前囤积了大量黄金的中东国家在此次战争中受损最重，他们不得不大幅卖出黄金以填补石油出口收入锐减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当然，长期来讲，我还是看好黄金的，如果有一天美帝国垮台破产，美元信用归零，那么黄金的美元价格应该是接近无穷。
最后，动荡变革期风高浪急的时代特点将进一步凸显，世界各地的多个冲突正在相互串联，“三战”风险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无疑是伊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原油价格每涨十美元，俄罗斯政府每月财政增收16亿美元，俄油从此前的折价出售变成溢价出售。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数据支持，而乌克兰为美以提供无人机支持；瓦格纳在法语非洲的一系列政变及其后续冲突，苏丹内战中的双方力量对比，都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联合国统计，2025年全球有50场大大小小的战争，如今这些战争正在出现相互联动的势头。因此有人说，此时此刻，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第2.5次世界大战，就差东亚有事了。
作者介绍：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兼任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等职。翟东升教授长期从事货币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经常参与发改委、外交部、工信部、中联部、中组部等部委的政策研讨和出访活动，同时与美国、欧洲、俄罗斯、东南亚多国智囊机构保持着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从而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二轨交流做出贡献。2013年春季，美国国务院特邀他赴华盛顿为美方中高级官员讲授中美经济关系。华尔街知名对冲基金邀请他为公司高管讲授中国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多年来，翟东升教授受邀参与了多个省部级单位的授课、座谈和专题策划，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外宣办、统战部、工信部、海洋局、中央党校、团中央、军科院等重要部门。先后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中国、欧洲、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地发表，出版了《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潜能》《货币、权力与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货币金融问题》《大国货币》《平行与竞争》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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