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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发展民营经济要奉行长期主义》
2026-02-25 19:29:16
作者：魏加宁（中国政法大学产经系学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改革做对了什么？有两件事很正确，在宏观上引入了市场经济，微观上引入了股份制，因此，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又放慢了？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过去高速增长依靠的“三大红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红利消失、技术红利消失，包括缺乏创新动力等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红利消失了。”
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背景下，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央连续提出了31条政策措施和28项具体举措。这些政策的出台大体方向是对的。从实际上，政策效果或者说给民营企业提振信心的效果可能在不断递减。因此，要警惕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口号或者政策陷入“塔西佗陷阱”。
当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针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家对民营企业有这么高度的共识。无论是上中下还是左中右，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的认识空前一致。 现在也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好的契机。所以，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这样才能够解决民营企业的后顾之忧，否则，仅仅吃“定心丸”，并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 如何为民营企业正名？现在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主张把民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类似于1980年代，戴一顶“红帽子”，给民营经济带来合法性，为其赢得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思路仍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第二种主张是，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国企、民企还是要区分的，不区分不意味着不会区别对待。越是国有企业，越要加入民主监督。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但并不否认国有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情。民营和国营的区分，强调的是经营权，国有是和私有相对应的，强调的是所有权，因此，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与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现了广大的民营经济。同时，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速度。现在经济往下走了，经济增速如果出现大的波动，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急于发展，想把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增速的重要理由。
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助力，具体该如何做？发展民营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仅仅靠领导喊话强调是不够的。首先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尽快写进《宪法》。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上确立这一原则，民营经济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包括如何扩大民营经济市场准入范围，保护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公平竞争，这些都涉及中长期结构性改革。 短期政策的效果在递减。需要有一些根本性变化，彻底打消民营企业顾虑 ，制定政策要有长期主义策略。”他进一步分析称，比如，如果国际环境总是要面临颠覆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肯定难以做长期投资，如果国内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总是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也难以拥有长期主义策略。“因此，我们要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给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以便让他拥有长期主义。”
现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企业家仍然缺乏信心。政府必须做到以法治建设为中心。我们只有把法治建设搞好了，不需要特意地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外企、民企有逐利的激励，哪里的环境有保障，他们自然就会来投资。现在，那种我们所期待的高速发展的投资已经很难看到了。地方政府本身还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如果让这些优质资产进入市场交易，那么对民营企业而言，就是机会。这样既解决了地方债务问题，又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比例，也能直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倘若如此，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
在改革路径选择上，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首先，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其次，如果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再次，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进行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作者介绍：
魏加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产经系学术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巡视员、研究员，享受国务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魏加宁教授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宏观调控、金融、财政、危机管理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曾任孙尚清秘书、吴敬琏助手。 负责过《地方债问题》《泡沫经济与不良资产》《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救助》《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总结》《金融安全网》《两次大危机比较》《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城市化政府融资研究》《改革方法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课题； 2013年参与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383改革方案”项目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建议”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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