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亦是拓展了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民族复兴与现代化。
李君如研究员认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不要离开民族复兴，要围绕民族复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奋斗，因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自清政府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和英国签订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和西方列强签署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也由此提到国人面前。但是，为什么曾经创造了“康乾盛世”历史辉煌的清政府会在那时一败再败，败在西方列强小小的远征军手里呢？穷根究底，耻辱发生在当年鸦片战争战败的道光皇帝手里，祸根早在“康乾盛世”那时就已经种下。从纵向看，“康乾盛世”这一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从横向看，这一历史时期正是欧美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大变动时期，而处于“盛世”的清政府却对此麻木不仁、不以为然，甚至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错过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导致落后挨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这两件事就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实现现代化也由此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
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路上，遭遇四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其一是主动与被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的过程。其二，器物、制度与文化，我们只能循着从器物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文化现代化的轨迹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其三，中学与西学，中国与世界，我们只能循着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徘徊和论战到立足中国、体验世界的轨迹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其四，道与路，我们只能循着先走路再走道的轨迹来探索中国现代化。
第二，中国现代化求索的历史轨迹。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奋斗的18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现代化，即落后挨打和兴起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三次现代化尝试依次是从器物现代化、体制现代化和根本制度现代化，其共同特点是学习西方，共同命运都是以失败告终。这三次现代化尝试主要经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高潮，形成中国近代工业基础；第二次高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实业计划”的现代化高潮，在中华民国期间取得一些成绩。第二个阶段是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思想论战。从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着“要不要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发生一系列争论。这一系列争论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选择之争，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从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这一系列争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二是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三是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战。李君如研究员认为在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阶段，其中有一点必须高度重视：在经历了被动学习西方的失败后，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一系列此起彼伏的思想文化论战当中，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选择中国现代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选择。
第三个阶段是主动现代化阶段，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部署到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转为主动。
主动现代化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兴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主要是学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著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二次高潮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遭受挫折。虽然经历了这样严重的挫折，但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第三次高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次现代化高潮中选择的是立足中国又学习世界现代化经验进程中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的生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是在长期的探索中生成和提出的。李君如研究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道路的生成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界提出不等于“俄化”“西化”的现代化，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欧洲或西方的现代化并不完美，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其要义强调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要“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可以说，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所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奏。第三个阶段，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同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第四个阶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有以下几条理由：（一）我们是具有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实行现代化，要牢记和明白我们是中国人这一实践主体的基本理论。（二）中国实行现代化要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弊端不能学，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曲折也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批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开辟了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陷入不同的“经济陷阱”，说明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有许多矛盾问题需要去破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失，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四）要珍惜中国共产党自身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有“大跃进”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的经验教训。正是有这么多的经验教训才深刻认识实行现代化要立足中国走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外部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中国人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作者介绍：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科学社会主义课题首席专家，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侨联顾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李君如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出版了《李君如著作集》18卷、专著“毛泽东研究三部曲”等10多部著作，其中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在《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红旗文稿》《紫光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领导》等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或文章超过600篇，其中《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先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发展百人奖（2005年）、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和澳大利亚金袋鼠奖（2008年）等奖项。2017年被评为“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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