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深刻理解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意义》
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今年全国两会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这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正在从以供需管理为主,转向“供给—需求—预期”协同发力的新阶段,预期管理正成为宏观调控的关键变量和重要抓手。
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预期经济”
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除出口超预期和政策靠前发力外,更深层的支撑在于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预期。传统理解中“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表述,并未完整揭示经济运行逻辑。与其说经济决策是根据价格信号做出,不如说是根据价格走势判断,也就是预期做出的。企业投资、居民消费乃至金融市场行为,本质上都建立在对未来的判断之上。正因此,预期不仅影响微观主体决策,也直接作用于宏观治理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预期经济。同时,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结构复杂化以及全球联动加深,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持续上升。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后的政策演变,都呈现出一个清晰趋势:宏观政策越来越强调透明度、可信度以及对预期的引导能力。
与这一趋势相对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当前仍然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其内涵已不同于过去。顺着总供求关系往下看,会发现信心不足、预期偏弱交织叠加,已经成为更深层的约束。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背景下,预期的扩散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尤其是负面预期更容易放大风险。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正在发生位移——从单一的供需调节,转向预期管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协同发力。
二、以制度化安排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围绕“如何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需要从分析框架、政策目标和操作系统三个层面进行系统重构。首先,在分析框架上,要将预期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视野。高培勇指出,过去宏观分析主要围绕供给和需求展开,但在当前阶段,“供需分析+预期分析”应成为新的基本框架。很多看似供求失衡的问题,其背后实质上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分析增长、就业、价格等客观变量,也要系统监测各类主体的预期变化,包括收入预期、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以及金融市场预期等,并建立多维度的预期监测体系。其次,在政策目标上,要将预期引导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之中。高培勇强调,宏观调控不能只盯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还必须同步设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目标。
如果只关注供需调节,而遗漏预期因素,不仅难以触及问题根源,还可能因政策与预期错位而产生副作用。这方面的教训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当前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交织的情况下,各项政策不仅要考虑对供需的直接影响,还要评估其对市场信心的作用机制,形成“供需调节+预期引导”的组合式政策体系。最后,在操作层面,要将改革创新纳入宏观调控体系之中,形成“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的双引擎结构。高培勇指出,预期偏弱往往并非单纯的周期性问题,而是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密切相关,仅依靠短期政策难以根本解决。
无论是政策落地中的堵点,还是将短期效果转化为长期动能,都离不开改革。因此,宏观调控不仅要使用财政、货币等传统工具,也要将各类改革举措纳入统一框架,通过制度优化稳定预期。在具体路径上,高培勇建议,既要通过逆周期、跨周期政策应对短期波动,也要通过改革创新解决结构性问题,实现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如果忽视改革,只依赖单一政策工具,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必然打折扣,甚至可能导致调控失灵。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关键就在于通过制度化安排,把政策、改革与预期引导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
作者介绍: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社会职务,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高培勇学术领域以财政经济学为主,主攻财税理论研究、财税政策分析等。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财政部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委托项目等多项重要或重大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世界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学术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百余篇代表性论文,出版各类(独著、主编或合著)著作30余部。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中国财政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税务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决策信息奖等20余项奖励。曾先后3次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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