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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的二分法对话范式》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6-02-25 点击：860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把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导入危机情境，便可以得出危机管理实际上就是在常态秩序遭到威胁、破坏的状态下，通过事实层面的应急救困、化解矛盾、补偿损害和革故鼎新，通过价值层面的理性协商、悲悯关爱、道德救赎和信念再造，重建利益互惠机制和意义共享机制。与之相应，危机传播管理就是在危机情境下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双方通过对话谋求事实共识，也期待价值共识，重返利益互惠的事实世界，再造意义分享的价值世界。概言之，事实对话与价值对话既是危机传播管理的思维基础，也是其展开方式，二者统一于对话实践。
为什么是对话？为什么不是其他与“沟通”紧密关联的概念，譬如前述的宣传、说服？现代公共关系范式的演变是由宣传而至说服，再到双向开放和双向均衡。宣传在传者与受者的信息关系上是单向性的，在权力关系上是支配性的；说服承认信息关系的双向性，但在权力关系上依旧是支配性的，说服者要求说服对象接受自己的意志，而非反过来；双向开放、双向均衡范式为公共关系提供了价值观，但忽视了沟通实践和公共关系中的权力和利害问题。
我们之所以选择“对话”作为公共关系和危机传播管理的新范式，是因为对话能够满足如下条件：
1、对话在信息关系上是双向的，强调信息反馈和意见交换。同时，对话也承认宣传和说服的合理成份：一般而言，宣传在促进公众认知特定议题上效率很高——瞬时广泛覆盖，说服在改变公众态度上效力很强。
2、在引入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情况下，对话承认权力、利害关系在事实上的多元化、差异性和不均衡，也强调情感、道德、尊严、信仰等价值范畴的平等和均衡。以对话的观念看，事实世界的不完美不容回避，价值世界的自足和平等不可侵犯。
3、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并不谋求永恒结构和思想一律，它是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争论，是不同意见和思想形成的复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1998：344)” 因此，对话者之间应该是自主、独立的，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谁也不是话语的垄断者。那么，对话将走向何处？人们希望自己被倾听，希望被别人理解，这使对话成为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动态过程。对话的“未完成性”具有深刻的哲学和实践意义，它要求人们不断协商、选择、创造和超越。显然，对话所蕴含的自主、多元、开放和超越精神正是危机传播所必须的意志和准则。
4、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对话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之一。互联网开启了对话时代。每一种带来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哲学，互联网的哲学是对话。事实上，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元逻辑”就是开放、对话，它可以连缀、贯通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世界是平的，我们都站在广场上，“无远弗届”地看得见、听得到彼此；普罗大众获得了前所未的表达机会，官民对话、民商对话、跨文化对话不再是零星、分散或想象中的协商实践，而成为实时遍在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境况；现实社会关系被复制到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也被嵌入现实空间，关系的建立、投射和激活突破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5、对话既是方法也是观念，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方法和手段，对话意味着双向、平等地沟通真相、协商利益和分享价值；作为观念，对话意味着放弃对抗，意味着合作精神和共同体观念，这种观念确信对话是比对抗更优的相处方式和发展策略；同时，对话也自足为目的，特别是在危机情境下，对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性选择，对话之路通往共同体精神和公共之善。
认同和秩序的根源，不止一端，前述“利益策略”和“意义策略”乃众妙之门。“利益策略”重在创造和竞逐，依靠利害制衡而形成认同、建立秩序；“意义策略”重在心灵、道德和信念的涵化，藉由内在认同化育秩序。
我们所倡导的对话观念，恰是统观利益与利益意义策略的结果：在事实层面，人们通过对话促进利益的创造和互惠；在价值层面，人们通过对话分享道德、审美和信念，同时对话本身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让个体与他者相遇，并构筑共同体。举例而言，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的国家危机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官民对话过程。中央政府坚持对话而非管控的观念，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渠道和方式，在事实层面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在价值层面提振了人民的团结和信心，召唤了普遍人性和公共信念。
以上五个方面，其实强调了一个问题：对话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我们反复重申，人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解决者。正是在对话中，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解决问题的智慧、勇气和德性得以生长和显现。实际上，无论从某一次具体危机事件看，还是从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整体性危机看，所谓危机传播管理就是通过对话召唤人的主体性和共同体观念，召唤庄重的理想和进步的意志，以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的过程。然而，既往的危机传播管理往往在理论上片面强调“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过度偏好“丑闻消声”。久而久之，危机传播管理就变成了放大正面、遮掩负面的畸行宣传。这就造成危机管理者对话观念淡漠、对话能力薄弱，甚至对自己与利益相关者公开、平等对话心怀疑惧。很多政治家和企业家宁愿把命运交付给通过躲避、封锁“幸免于难”的运气，宁愿相信权钱交易建造的“防火墙”，也不愿意与利益相关者真实、真诚地对话。躲避、封锁乃至利用不正当手段屏蔽危机，既亵渎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尊严，也消解了政治家、企业家自身的主体性、合法性和公信力。

作者介绍：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曾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院长助理、传播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传播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公共传播研究所所长（兼）。胡百精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传播学与公共传播，承担公共传播、传播与社会、公共关系学概论等教学研究工作。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课题及多项横向课题项目研究工作。在《对外传播》《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国际公关》《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说服与认同》《公共关系学》等专著多部，译著有《舆论的结晶》《取悦公众》《宣传》《制造认同》。曾获国家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北京市青年名师（2019）、宝钢优秀教师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等荣誉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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