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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钊：《从关键核心技术看中国未来技术创新的路径》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6-01-22 点击：1018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未来的技术创新路径是现今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希望能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谁最能有资格来做预测呢？我认为不是学者。如果马斯克在火箭探索之前咨询学者，可能没有一个学者会告诉他哪能做到。可能中国的学者还会说这要靠“举国之力”，发挥“体制优势”才行。但最终马斯克做到了。
同样，对于预测未来的技术路径，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引。比如，“未来产业”，目前来看，也只有模模糊糊的影子，政府也不清楚具体长什么样、有哪些明确方向。因此，技术创新的方向和路径要靠企业家，靠企业家发挥自身的才能和精神，在市场中捕捉和把握机会，这才是关键。学者的作用更多是总结过去经验和提供视角。今天，我从有“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角度，讨论应该如何把握技术创新的路径。

一、中国产业链风险在于关键核心技术产品

关于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目前一些信息可能存在误导。例如有一句话常被引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网络配套健全。” 这是学者论文里一个非主要的观点。但媒体在引用这一说法时，可能产生误导。因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如果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产品会出现缺失。此外，即使我们能够生产的产业类别，我们的产品质量也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差距。
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0年时出口复杂度排名很靠后，在第39名，而美国很靠前，位居前十以内。随着加入WTO，中国这一排名大大提高到前20名以内，与美国的差距大大缩小。这可能也有一些误导，让我们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与美国相比已经很接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中国出口产品中的苹果手机为例，这一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当然很高，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其中大量有技术含量的部件是进口的。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中国这方面的产业链风险。根据CEPII-BACI数据库的数据，光刻胶、锂电池隔膜、离子加工机床、光刻机、导航雷达、真空蒸馏机、高端电容电阻、电子透镜等重要产品的进口额在2018年以后明显下降。这不是因为中国不想要，而是因为他国不卖。芯片的进口额在2018年后看起来在一直增加，这只是因为在芯片产品类别中，我们还无法精确区分高端芯片与中低端芯片。事实上，芯片进口量的上升是由中低端芯片驱动的。
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卡脖子”风险，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尽管有时人们会讨论政策可能存在不连续性和变化，但在科技政策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是中长期的，政策将持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具有连续性。
2018年，科技日报列举了35种关键核心技术，其中26种涉及制造业，例如光刻机和芯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关键核心技术，例如人工血管、缝合线，如果无法进口，手术就无法进行。这说明需要明确区分“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例如光刻机涉及多种核心技术，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产品。我们常讨论的“关键核心技术”，实际上在应用时指的是“产品”，更加完整的说法是——具有“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
哪些是有“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具有“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通常是中间品而非最终产品。例如，中国向美国购买飞机时，对方很乐意出售，但当要求购买发动机时，对方就会设限，因为发动机是制造C919等飞机的关键中间品。
如何在中间品中找到具有“卡脖子”风险的产品呢？这很困难，但我们采用了较为有趣的方法。我们注意到了两类名单。一是非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名单。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相应地制定了包括1728种商品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这些产品显然不具有“卡脖子”风险，因此是非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二是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名单。这里参考了两个排除清单：“对美加征关税的排除清单”（2批4次共86种）和“2020-2021年市场化采购排除清单”(共544种）。根据官方说明，列入排除清单的商品条件是：寻找商品替代来源困难；加征关税对申请主体造成严重经济损害；加征关税对相关行业造成重大负面结构性影响。这些条件表明这些商品就是“卡脖子”产品。
根据这两类名单，我们能够确定一部分具有“卡脖子”风险和不具有“卡脖子”风险的商品。这些具体商品的信息，如进口量、出口量和进口单价，都可以在海关数据中找到。我们将这些数据输入机器学习模型，根据这些商品是否属于“卡脖子”产品以及相关信息进行训练，然后应用于更广泛、全面的中国海关进出口的制造业中间品数据，识别出其他“卡脖子”产品。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得出了相应类别中的具一定产品数量的代表性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表1）。这些结果可靠吗？一个对于可靠性的证据是，《科技日报》列出的35种关键核心技术中的26种制造品，我们用这个方法也能准确找出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进一步考察相关的特征事实。首先，我们发现“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少数发达国家进口的比例非常高，而非“卡脖子”产品从这些国家进口的比例则较低。其次，“卡脖子”产品的进口和出口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其次为民营企业。在本土企业中，民营企业在这一领域的进口和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份额占比在上升，而国有企业的份额相对较少，并且在下降。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按地区划分，进口“卡脖子”产品最多的前三名是苏州、上海和深圳（图3）。苏州和上海排名靠前主要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贡献，而深圳则更多依靠民营企业。同样，深圳在“卡脖子”产品的出口中也位居第一，其次是苏州和上海。深圳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

二、中国技术创新需要依靠改革与开放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技术创新路径进行预测。
首先，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至关重要。因为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和进口主体是外资企业。以往中国的策略是通过市场换技术，学术上称为充分发挥外资企业“FDI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虽然实现了，但与最初预期有所不同。例如汽车产业，最早期望通过合资、控股来学习技术，如上海汽车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项目。开始时，生产出的汽车在国内表现优越，但大部分零部件都是进口的，上海大众只是进行简单的组装工作，无法真正学习到技术。后来，上海大众从制造最简单的部件——汽车把手开始尝试国产化替代生产。但无论怎么改进，自主生产的把手产品却被德国总部一再判定为检测不合格。最后上海大众将原装品贴上自己的标签再送检，结果依然不合格。这表明问题不在于技术，而是外资跨国企业不愿使用本土品替代。这也说明，不能仅仅通过（中方）控股，实现技术提升。
中国的技术进步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汽车产业的另一个例子是铃木汽车，它主动将外壳生产交出去。这是因为它在与吉利、奇瑞等同类微型小型车民营企业的竞争中落于下风。铃木不得不将外壳生产包给中国民营企业，以降低成本并保持市场份额。
吉利和奇瑞能成功制造汽车，也表明了市场的作用。吉利的老板曾经从事摩托车修理工作，从这个行业跨越到制造四轮汽车并非易事。但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了发达的汽车上游零部件行业。正是这些零部件制造商为民营汽车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基础。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手机行业。在深圳，之所以能够根据一份设计图纸快速造出手机，就是因为深圳的手机零部件产业链非常发达。
这才是中国享受到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路径。中国需要市场竞争，需要民营企业这条“鲶鱼”。另一个例子是特斯拉。特斯拉是独资企业，中方并没有持有股份，但在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时设定一个条件，即要求其较高的本土化生产比例，充分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品。这说明，在充分享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上，外资企业的本地采购比合资时中方的股权控制更为重要。
除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另一个关键点是对内改革，重视民营企业以及市场环境。我们的无人机产业就是在没有产业政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无人机的发展要归功于上游产业链基础。无人机产业在珠三角发展最快，正是因为该区域上游产业链非常发达。
因此，培育上游产业链基础至关重要。一旦上游产业链基础得到培育，潜在的下游市场就会崛起。这不是政策选择，而是企业家发现潜在市场机遇的结果。最初制造的无人机只是用来满足普通消费者需求，类似玩具。后来发现有喷洒农药等需求，并且这些订单金额巨大、需求多样，因此他们开始生产更高端、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业级无人机。从消费级无人机向工业级无人机的过渡，这就是一个完全自发的产业升级过程，推动了无人机领域的技术进步。
看似“无序扩张”，或为“大显身手”
我们今天强调创新，但什么是创新的本质呢？我认为，创新的本质就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有两个相关的说法：“资本无序扩张”和“民企大显身手”。乍一听这两句话似乎有很大区别：资本的无序扩张被视为负面评价，而民营企业的大显身手则是正面的。然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只要合法合规，所谓的无序扩张和大显身手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果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可预见的，那么这家企业可能缺乏竞争力。正是由于原始的利润动机，企业尝试探索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走上未曾踏足的道路，这才是创新。这种行为看起来似乎既是无序扩张，又是蓬勃发展的。
有人可能会说，互联网平台经济对传统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冲击，就是无序扩张。我认为，这恰恰说明市场对于制度变革和法律完善提出了要求，这是社会进步的源泉。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也不能以简单一句无序扩张而忽视了制度调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来看待，结论可能就会不同。这可能对企业家的创新、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为友好。如此，中国的活力和投资就有望增强，创新能力也将得到提升，从而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说到最后还是那四个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作者介绍：

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位分委会委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人社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陈钊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应用微观）的研究，主要研究兴趣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城乡与区域发展、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不平等问题）、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研发创新政策、环境规制）、国际经济学（跨国资本流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超过100篇。出版有《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及改革》《Toward Balanced Growth with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a's Urban-Rural an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等中英文著作多部。曾获教育部、上海市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省部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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