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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余栋：《中国养老事业需要转型》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2-28 点击：999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姚余栋（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央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先后出现过三个相当明显的生育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53—1963 年；第二个高峰是 1963—1964 年；第三个高峰是1983—1984 年。“三峰叠加”的人口情况，使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加剧，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养老需求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司司长表示，2035 年左右，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我们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医疗服务缺口巨大。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问题已经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医养健结合（即医疗、养老和健康）在不同文件与重要批示中得到体现。除了医养结合，大健康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因此，大众健康管理观念亟须从“治已病”“养已老”向“治未病”“养未老”转型，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理想目标，这与本书作者所倡导的“要在鸡蛋掉落在地上之前阻止扔鸡蛋的人”的医疗健康理念不谋而合。
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了老百姓(15.300, 0.06, 0.39%)的医疗需求，近年来中国医疗费用支出逐年攀升。2022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推算为 84 846.7 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 23 916.4 亿元，占 28.2%；社会卫生支出 38 015.8 亿元，占 44.8%；个人卫生支出 22 914.5 亿元，占 27.0%。人均卫生总费用 6 010.0 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0%。
老龄化社会已经迎面而来，人口负增长比预想中来得更快，我国人口数量很快将达到高峰，步入高度老龄化社会，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来看，家庭衰老期养老需求和医疗需求突出，居民平均寿命不断延长，预期未来平均寿命仍将继续延长，家庭面临严峻的长寿风险。
因此，长寿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命门”之一。长寿经济学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变化：长寿时代的人口结构特征是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这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造成劳动力市场供需发生变化、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压力等。
2、经济结构调整：在长寿时代，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政府和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战略布局。
3、社会福利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提高退休年龄、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等，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4、健康医疗产业：长寿时代人们对健康医疗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企业和个人需要关注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康复护理等领域的发展趋势。
5、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长寿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口政策、城市规划、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
总之，长寿经济学研究长寿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挑战，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应对策略。在我国，发展长寿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长寿时代，人生多阶段将是一种新“叙事”。中国经济的长寿问题是跨学科的极限挑战，医疗服务与保险（特别是长期护理险）或是最难点。
针对超老龄社会时代的到来，中国必须提前准备、提前预防。为了给人民提供科学合理的健康管理建议，践行社会责任，我们还需要优秀的读物作为科普教育的指导。本书作者彼得·阿提亚对人类与慢性病的斗争进行了客观的审视与深刻的反思，犀利地指出疾病可能早在体征指标超出正常范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需要的是认识疾病发病的原因，跟随科学的指导，制定谋求健康的战略与战术，以采取实际行动、主动降低风险的思路在生命健康这场漫长的比赛中胜出。

作者介绍：

姚余栋：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大成基金纪委书记、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全球财富管理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博士生导师。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供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人民银行，曾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黑龙江省招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正司局级）。姚余栋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理论与实务，提出“超老龄社会”理论，预测中国2050年养老金缺口达6.1万亿元，倡导发展养老金融应对老龄化，并创立新货币理论（NMT），分析全球流动性不足与负利率趋势。著有《重燃中国梦想》，提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预测及“中国模式”理论框架。在《当代金融家》《新经济》《清华金融评论》《中国金融》《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多篇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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