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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居民消费分析》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2-24 点击：1037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有消费理论基于生产-消费二分法，忽略了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机制，难以解释中国消费不足的现象。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为结构性不足，其直接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储蓄率高企，根本原因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包括垄断土地供给、扭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管制产品市场等。市场扭曲导致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抑制了消费需求，扩大内需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通过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消费为什么重要

消费、投资、净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为总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扩大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基于总需求的分析方式仅适用于短期，扩大消费在长期内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争议。事实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上，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稳态人均收入水平。换而言之，扩大消费需求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提高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则会因为储蓄率下降而损害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对扩大消费需求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多学者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应该扩大消费需求，而林毅夫、张军等学者基于新古典框架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通过扩大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扩大消费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人均资本量处于黄金律水平（Golden Rule）以下，扩大消费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将降低稳态消费水平和长期福利水平。如果人均资本量高于黄金律水平，扩大消费可以同时提高短期和长期福利。但是，研究表明，世界中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本量都处于黄金律以下，因此，提高消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短期和长期的权衡。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福利的视角，扩大消费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在Ramsey模型框架下，如果市场是完备且竞争的，市场决定的消费率是最优的，任何政府干预都会带来扭曲，进而降低社会福利。那么，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政府是否有必要通过政策来扩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无法直接用于分析当前中国消费问题。凯恩斯理论强调总需求，新古典理论强调总供给，而二者都忽视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考虑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难以分析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二、标准消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消费不足

标准消费理论都是从消费者行为角度解释消费需求。凯恩斯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随之兴起的消费理论（如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等）则倾向于从跨期平滑角度分析居民消费行为，认为持久收入或终生收入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综合以上各种思想，逐步形成了以跨期平滑、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基本都局限于从需求面讨论消费不足的原因，就消费论消费，忽略了影响居民消费的供给面因素，鲜有文献从供给面研究如何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属于结构性不足，而非整体性不足。具体而言，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而这些方面的供给却远远不足，造成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价格快速上升，直接压制了居民消费。相反，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是相对有限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也会下降。然而，中国在工业品方面的供给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不得不以出口形式消化过剩产能，形成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启动居民消费不能仅关注需求本身，还需要从供给面入手，寻找供给结构与需求层次不匹配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有效启动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三、为什么政策没有有效启动居民消费

针对中国消费不足问题，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家电下乡、税收减免等。然而，中国消费不足问题并没有缓解，居民消费率在2000年之后持续下降。我们认为，当前政策难以启动内需的原因在于对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尚不够深入，从需求侧探讨消费不足的原因，并试图通过需求侧管理政策来扩大内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储蓄率偏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由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关键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部门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同时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这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资本份额上升。因此，要促进居民消费，首先必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
除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之外，居民储蓄率偏高是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2000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1.1%。201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居民可支配收入）高达38%，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且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和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因素有关。高房价导致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提高了居民储蓄率，教育和医疗费用的上升导致居民不得不为教育和医疗而储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压力使得居民需要为养老而储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是造成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则是经济的供给侧存在制约，要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也需要从供给侧入手。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

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是中国居民家庭高储蓄的一个直接原因，过去十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使得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攀升。研究发现，政府土地供给管制是住房价格上涨背后的重要原因。2003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城市土地供给被严格限制，这直接导致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同时，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有激励通过控制土地供给，推高房价，进而提高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市场扭曲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背后的供给侧原因。在要素市场上，除了土地以外，中国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大扭曲，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即同一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样的“新二元结构”。对于非本地户籍的移民人口，他们无法享受本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同时在工作机会上也容易受到歧视，这将极大地抑制移民的消费。
中国金融市扭曲主要表现为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其主要形式是存贷款利率限制。李涛和陈斌开发现，以压低利率为主的金融抑制政策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第一、金融抑制导致居民存款收益下降，企业借贷成本降低，形成了居民补贴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第二，在金融市场上，穷人往往是存款者，富人往往是贷款者，低利率政策本质上形成了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而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第三，从居民消费行为角度看，利率是居民消费跨期替代的关键决定因素，低利率政策将通过替代效应降低居民消费增长率，同时通过财富效应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在要素市场扭曲（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同时，中国产品市场垄断也还没有完全消除。随着收入增长，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中国教育和医疗供给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的上升，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等一系列现象。研究发现教育收费提高和教育支出不确定性上升提高了居民消费。近年来，教育对消费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高等教育，对于质量较高的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上学贵、上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居民不得不“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同样，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紧缺，居民还不得不“为医疗而储蓄”。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供给不足和价格畸高的重要原因都是产品市场垄断，缺乏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市场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进而导致居民不得不为教育和医疗而储蓄。
由此可见，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包括土地垄断供给、户籍制度、金融抑制、教育和医疗等市场的管制等。要解决当前中国消费不足问题，不能简单从需求侧入手，而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特别是通过改革当前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释放制度红利，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作者介绍：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兼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2003年获中山大学理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学者，世界银行研究顾问。先后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2022年11月起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2024年6月起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斌开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科基金专项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础性研究项目等课题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World Development》《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论文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首届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学者奖”等多项高质量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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