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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2-13 点击：950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些年来国际贸易、投资、产业链，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一直在发生重要变化，不断刷新我们的预期。

一、中国际经济中的两个“不变”

第一个“不变”，中国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力量。美国试图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进行“去中国化”，但从2017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并没有显著减少，只是更多从直接依赖转向间接依赖。同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增强。很多指标都反映了这一趋势，比如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中间品的贸易情况、增加值占比等。一些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是有力证明，比如“新三样”、比如无人机。同时，传统产业通过绿色转型、数字化赋能也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比如造船、服装、钢铁等传统行业。现在国内各个领域都非常“卷”，这些“卷”不仅在价格上，也表现在环保标准上，以钢铁行业为例，近年来一些钢铁企业的人去国外调研，看到日本的环保技术标准才发现也不过如此。同时技术水平也在快速提升，国内有新建的钢铁工厂已经达到“黑灯工厂”、变成无人工厂。201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韧性确实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第二个“不变”，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的高度依赖还是没有改变。近年来，受到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升级、中美关系紧张等的影响，很多国家的主体越来越希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尽管如此，近些年来，美元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SWIFT系统中，美元结算信息的占比实际上出现了明显上升，其上升幅度甚至甚至大于人民币，而其他主要货币的占比变化则表现为停滞、甚至显著下降。
尽管中美间缺乏战略互信，而且双方都想改变原来在贸易、金融领域的格局，但是到目前为止，中美各自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各自的优势还有所增强。

二、中美经济“桥梁化”而非脱钩

结合上述背景，我并不同意中美“脱钩”的提法。怎么看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势？首先，中国对美国金融的力量有依赖，这种依赖仍然比较稳定。其次，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也同样稳定。过去这些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渐转变为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逆差，但这些国家对华贸易逆差也在大幅上升。这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发生了表面上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可以称为“桥梁化”，即从原来中美之间直接的、双向的全球化，转变为一种需要第三方的全球化状态。好比一对夫妻感情变淡了，开始时还能直接说说话，后来变成需要找一个第三方作为传话的媒介才能对话。
因此，全球化的重构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中美脱钩”。到目前为止，中美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桥梁化”的重构状态中。当然，美国是有一些力量想真正推动脱钩，但是这种力量也会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比如企业追求利润、金融市场担忧通胀等等。从宏观经济上来看，美国通胀粘性较强，这对于推动“中美脱钩”是一个较强的制约因素。

三、绕道投资使ODI增量被严重低估

在中美关系“桥梁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产业链外迁和对外投资的不断加速，很多人担心我国在这一过程中会“失血过多”。如果把产业链看作一个水池，池子中有两根进水管，分别是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还有一根出水管是对外直接投资（ODI）。关于这“三根管子”的影响和作用，结合我们最近在东盟和墨西哥等地做的调研发现，我国FDI的降速被夸大，ODI可能被低估。
目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还比较强，特别是从制造业投资来看。剔除掉房地产因素后，我国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相对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仍比较高。为什么说我国ODI被低估？先来看墨西哥的国别案例。根据官方数据，去年流向墨西哥的ODI约为2亿到3亿美元的量级，而我们调研发现，这一数量可能是20到30亿美元的量级。有的人会想，这种差异是绕道投资导致，但是绕道投资只会改变投资的国别结构，但不会改变投资总量，因此蛋糕的大小不会改变，只是资金的国别流向有差异。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2023年对外投资增速为11%，这个增速比较温和。但是调研当中，一些代表性的国家反映，2023年我国的ODI是过去几年来的总和。这部分ODI主要是绿地投资。绿地投资与产能关系密切，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我们一些地方调研看到是这样的情况，有的地方招商负责人表示，做了二十多年的招商工作，从未见过2023年以来这样火热的情况。
官方数据是经过认真统计得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具体原因很多，来自中国的资金绕道到其他国家注册后，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比如未汇回、留存在境外的利润，以及在国外上市、发债、贷款等渠道获得的资金，这些加在一起的数量相当可观。不过国，尽管ODI流出很多，但国内的新兴行业也在蓬勃发展，进水管进水的速度很快，还是快于出水管的速度，甚至有些到海外的投资又回流了（中资、外资企业都有这方面的案例），所以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地位仍然稳定。

四、做好自己的事仍然是应对挑战之根本

既然制造业发展得这么好，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为何这么难？从就业来看，全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在7-8亿之间。我国制造业就业从2012年开始见顶，就业年均下降280万左右，到2020年以来开始趋稳。按照历史规律，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都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的变化走势。因此从就业占比能看出来，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是比2020年之前的历史趋势还要强。
从服务业来看，同样是2012年到2019年，服务业就业持续增加，每年增加约800万，抵消制造业的降幅后还能净增500多万就业。可见服务业是吸引就业的支柱。但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服务业就业年均800万的增量不复存在。到2022年，服务业就业甚至还减少了1200万。2023年疫情结束后，服务业就业很快就出现V形反弹，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这也意味着，过去3、4年，服务业就业基本没有增加。这和疫情前年均增长800万就业的走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近几年的就业形势，服务业就业该增加的没有增加，制造业该减少的也并没有减少。两者加总之后，就业数量的增长仍然明显低于疫情之前。而吸纳新增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还是服务业。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收入为何不及预期。这些压力进一步传导到其他领域，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可见，中国经济的困难和主要挑战，并不在制造业领域，也并不在产业链外迁。当前环境与背景下，最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国内经济领域，做好自己的事仍然是应对挑战的根本。

作者介绍：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财政部国际问题专家工作室成员，财政部金融人才库专家成员，工信部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工信部专精特新企业专家评委，国家统计局“经济学家信心调查特邀调查专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五十人论坛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院重点实验室）执行负责人。徐奇渊长期从事中美经贸关系，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中国和美国宏观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和领军人才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央财经委年度重点课题、国家发改委年度重大改革课题、商务部年度重大课题、科技部创新战略专项等各类研究课题50多项。出版《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的选择》《中国金融开放：感知政策的温度》《直面中美贸易冲突》《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探索》等专著11部、译著3部；在《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美国研究》《世界经济》等发表论文100多篇，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1%。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财经》《财新》《中国证券报》《Financial Times, Financial World》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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