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福：《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作者：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复苏的重要阻滞风险。在全球跨国公司纷纷考虑重新布局其供应链的当下，疫情、俄乌冲突使得全球政治、经济、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上升。各国频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防疫措施，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劳工成本高企、运费上涨、物流中断等问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我国今年以来受新冠变异毒株影响，各地疫情此起彼伏，扰乱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俄乌冲突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供应链出现危机，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欧美国家面临经济刺激和降低通胀的两难境地，世界经济陷入“滞涨”的潜在风险中，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为此，我们试图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原因及其影响，进而提出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短期来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有一定冲击，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短期不会受到本质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为全面完整的国家、具有成本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使得将工厂建在中国仍能够享受到产业链完整带来的效率红利，短期内产业大范围迁出的可能性很低。另外，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最终消费需求市场和新兴经济体中的最大消费市场，庞大和广阔的最终需求足以支撑起大规模的生产。且海外生产能力尚不足以承接中国如此大的产业链规模，即使逆全球化趋势相对加速，但比较优势改变有限，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较为漫长。
中长期来看，低端制造业迁出、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将会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造成冲击。低端制造业迁出，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纵观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伴随其中的便是低端产业的外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从中长期看，我国低端行业的外迁有利于出口企业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生产活动，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从研发投入来看，我国与美韩日德等领先经济体对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2020年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0%，而美韩日德同期分别为3.45%、4.81%、3.26%、3.14%。另外，我国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主动的产业迁出使得我国的产业分布更加合理。除了发达经济体所属公司将劳动密集型行业迁出中国外，中国自身企业也有动力将自身的低端制造业迁出本国。我国在东盟等“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制造业投资，主动迁出为我国企业积累了更多的利润，有利于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逆全球化趋势、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因素虽然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但是也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会。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将倒逼我国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补充关键的短板领域。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过程中，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技术效率已经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这对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倒逼我国加强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以维护制造业的优势地位，我国需要不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弥补制造业回流带来的损失。
二、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供应链之间紧密相连的分工协作秩序遭到破坏，旧有的生产活动全球化分工模式虽然减少了劳动和运营成本、刺激了科技创新与竞争，但在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的冲击下暴露出网络化、多阶段特征的脆弱性，触发连锁反应加剧了全行业的断供停产。因此，无论是应对短期危机还是长期健康发展，中国都必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实现供应链固链、强链、稳链是应对危机挑战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是经济畅通运行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第一，我国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迁移的过程中要避免走上国外“去工业化”的老路。从中长期看，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概率较大，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部分重点行业在国家安全和国民健康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防止我国走上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老路。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推进消费升级，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留住国内相关的高端制造业，其次，要重视优质产业链的培育，注意把控好产业链外迁的限度，注重向内迁移与向外迁移并重，传统行业转型和新兴行业突破并重，让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而非绊脚石，在维护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全面性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往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第二，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以产业升级迎接全球价值链重构。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我国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发展长板，针对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解决部分“卡脖子”问题；在产业的优势领域继续深入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住产业基础工程，发展工业四基，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发展共性技术，深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就是要面向中高端环节进行科技攻关，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支持主要产业集群和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创新能力的水平，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第三，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积极培育国内产业链，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被迫调整，疫情进一步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全球价值链呈缩短趋势，而区域价值链则在加强。中国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区域价值链。积极培育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消除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的瓶颈制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将不断提升各地区各行业的内在统一性、互补性、关联性和协调性，进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循环和产业关联畅通，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商业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向高速、高效和智能化趋势发展，能源技术向低碳化、分布式和智能化持续转变，交通技术向超高速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共享化持续变革，数字化转型渗透到制造与服务的价值链各个环节，加速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流向和格局。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以数字化为主导、以智能化为指向、以绿色化为引领、以融合化为趋向，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通过对制造业全产业链的改造。围绕智能、绿色等产业升级方向，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机制，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全方位融合性变革，改变了以往独立创新的特征，呈现出技术创新相互融合、交互促进的新局面。
第五，短期内出台政策减轻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封控地区企业停工、减产、停产的情况，且影响到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因道路管控与防疫检测，交通运输效率下降；产业链与供应链双双受阻。汽车行业尤为典型，一方面汽车产业产业链协同要求高、上下游联系紧密，另一方面汽车产业重镇吉林、辽宁与上海疫情形势严峻，以上地区的多个汽车生产厂商，如特斯拉、一汽、宝马等，均采取短暂停工停产措施。为应对疫情多发对企业生产带来的挑战，多部门应协同发力，畅通物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如保障物流畅通，改善物流从业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凭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建立汽车、集成电路、装备制造、农用物资、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链的保护机制。
本文原载于《清华经济评论》，内容有删减。
作者介绍：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破格），教育部国家级青年人才、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倪红福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生产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应用、国际经济、经济政策分析等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重点）、面上、青年基金项目等，并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和主持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课题20余项，如国家发改委课题：《扩大服务业对外开发进程和步骤研究（2018-2025）》《“十三五”服务业发展战略预研》《服务业2025发展战略研究》。地方规划项目：《天津滨海新区服务业发展规划》《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四川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长春市服务业发展规划》等。在《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60余篇论文。出版《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测度：中国经验》《理解新发展格局》等著作多部。曾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