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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大力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1-11 点击：1004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

要想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显然还需进一步加强逆周期刺激政策的力度和强度就像经济增长有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我们要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一样，宏观经济政策同样有量和质的问题，既可以加码增量刺激政策，也可以不断提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率来达到政策目标，后者就是高质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涵义。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如何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时，不仅要关注宏观政策的力度和强度，也要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

一、更加强调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取向

近年来，如何确保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已成为学界和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国的政策体系非常庞大，既包括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也涉及养老、医疗、社会安全等社会政策。由于各类政策的实施主体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如果缺乏协调，从某个部门考量合理的政策也许会与其他部门实施的政策发生冲突或相互抵消，从而看似合理的单项政策叠加后，整体效果却低于预期，甚至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在宏观政策取向缺乏一致性，或者相互制约，政策合力就难以形成，甚至可能出现“合成谬误”，这就会大大降低宏观政策的效率。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注重政策的相互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未来我们将在更高层面上构建国家战略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通过这样一个顶层设计，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具体的宏观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取向不一致所产生 “合成谬误”问题，提高宏观政策的实施效率。

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还与其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有关。如果政策工具不能通过传导机制有效传达到各类经济主体，那么就难以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率下降与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梗阻有关。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时强调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传导机制。所谓传导机制是指政策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类政策工具通过某种媒介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自动稳定器与相机抉择构成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而其重要的媒介就是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及价格等，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对于畅通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非常重要。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目标，进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利率、信贷、资产价格、汇率就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央行的政策工具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信贷、资产价格、汇率的走向，进而引导微观主体的行为，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就必须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此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银行治理机制的完善优化商业银行的行为，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健全汇率制度，同时强化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打通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再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再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如物价、就业等的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

三、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市场中的行为主体并不是非理性的，企业、家庭乃至金融机构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判断，从而提前作出适应性反应，进而调整自己的投资、生产或消费行为。。如果这些预期与宏观政策的目标背离，那么就有可能通过他们提前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来抵消宏观政策的预期效果，政策的实际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这也正是近年来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需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第一，提振信心成为提升政策效果的关键。如果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即使政府出台了刺激政策，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不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政策效果自然会被削弱。因此，对于稳增长目标来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提振信心重要的是改善预期；第二，在预期管理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解读，信息公开，新闻发布等方式，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公众预期。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各个窗口，事前、事中、事后向公众传达解读一些政策变化和政策内涵，这有助于加强预期管理；第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样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方面。不要以为政府比民众与企业更“聪明”，民众或企业会从政府发出的政策信号中作出适应性预期，政府政策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会导致微观主体预期的不稳定性，从而会降低政策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向公众提供稳定的信号，这也可以稳定公众的预期。

四、提高宏观刺激政策的强度，打破存量受损情况下的负向循环

归纳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PPI已经近30个月持续负增长了，国民收入平减指数也已经6个季度为负，即名义GDP低于实际GDP，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一直在下行通道之中，这表明中国经济已在低谷徘徊了一段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和家庭不仅在增量上受到影响，而且在存量上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换句话说，当前的经济低迷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新增投资和居民的新增消费，而且过去积累的资产在价值上也受到了一定冲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受损。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下行，房价下跌导致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央行降息，由于CPI、PPI及资产价格下行，尽管名义利率下调，但实际利率下仍处于较高水平，债务压力仍然较大。因此，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意愿普遍较低，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扩大投资和消费。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依靠小剂量的增量政策，很难打破这种负向循环。如果政策力度不够，就如同“挤牙膏”式的刺激措施，最终可能无法逆转市场主体负向的市场预期，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挤牙膏”式的增量政策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推出更大力度、更具冲击力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并通过政策窗口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以扭转悲观预期，打破存量受损情况下的负向循环，形成正向循环。虽然大规模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相比之下，“挤牙膏”式的逆周期政策在付出一定成本情况下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总体政策成本可能更高。因此，提高当前宏观政策的刺激效率，不仅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更需要足够的政策强度和力度。

五、更加注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匹配

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必须确保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有效匹配。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提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必须保持对应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丁伯根法则”,即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线性无关）的。然而，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往往是政策目标多元，在同一时点上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而实际可用的政策工具有限。在许多情况下，不同政策工具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要提高政策效率，就必须聚焦核心目标，并针对重点目标配备足够的政策工具。同时，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确保每项政策能够精准落地，真正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如果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缺乏合理匹配，即便方向正确，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六、要加强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

当前，要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实施足够强度的短期逆周期政策。但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仅仅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还包括许多中长期因素，特别是由于传统增长动能的衰减，新的增长动能未能及时有效补位，导致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因此，实现稳增长目标不仅需要短期的逆周期政策，也需要聚焦于供给侧的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包括经济体制改革。
在政策选择上，短期政策通过刺激总需求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同时，结构性政策可以促进新动能的形成，使潜在增长率得到提升，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而要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潜在增长率，就要依赖一系列的中长期政策，尤其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
因此，虽然短期逆周期政策对于当前经济的复苏及增长至关重要，但必须注意其与中长期结构政策的匹配关系，特别要警惕短期政策对结构性政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短期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最好能有利于未来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而不能对其形成阻碍。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重要环节。

作者介绍：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英国杜伦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上海市政府咨询决策特聘专家。曾先后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丹麦奥登塞大学访问进修。杨瑞龙的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学。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光明日报》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理论文章200余篇；出版《企业和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理论、经验与政策》《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经济学创新》《面对制度之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股份制与当代中国企业改革》等十几部著作。曾获第八届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三、第四、第六届、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等奖项。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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