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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中国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10-21 点击：1225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基础逻辑、主要任务、发展方向、发展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要推动金融资源真正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是否赢利应放在第二位考虑。我国在金融机构规模、财富总量、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等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做好中国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

“五篇大文章”凸显了金融的功能。金融是“国之重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平衡好功能性与营利性的关系，坚持功能性是第一位的。所谓功能性，就是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小微企业、收入分配公平等。
2023年12月1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在《求是》发表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章。文章指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因势利导调整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方向和方式方法，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资源真正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一）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金融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科技财政资源——通过政府拨款、财政降税免税、财政贴息和政府信用担保等方式，以及成立政策性风险投资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二是科技贷款——通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金融为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今年央行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为科技贷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三是风险投资市场——科技金融的主要内容，在专业投资机构（VC、PE等）的运作下，以控制高风险为基础，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对高新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股权退出，获得投资回报。
科技金融有两个要点。第一，促成科技的产业化。搞科技金融最终要落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不仅仅是做金融，也不着眼于激励科技发展。第二，风险因素。科技发展促成的是“创造性破坏”，因而科技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投资。世界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发展，但创造的同时也在破坏，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宏观管理者对这个完整的过程要综合考虑，不能偏颇。虽然有创新，但那些被破坏的产业、企业怎么办？我们不免要面对失业、不良资产、绿色发展等问题。
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形式的融资。下图中，红线之下是科技金融要讨论的内容，红线之上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需要的融资形式，已经不需要特别关照。
我想指出的是，对于处在红线之下的企业的融资问题，一定要是实事求是，不能一动钱就是金融，就要严加监管。很多民间金融比如高利贷存在合法性问题，我们可能要为高利贷正名。很多研究表明借高利贷多数用于周转和投资，因为他看到更好的赚钱机会，有信心还高利贷。对于广义的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现代金融业还未发展起来的时期，高利贷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借高利贷去消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借贷的目的不是生产和投资，从一开始就没有还款来源。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敏锐地抓住并清晰地阐述了科技金融的显著特点，而且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已经很大，但资金配置不均衡，融资结构不合理，可以说不缺资金缺本金，关键是提高融资效率，重点解决资金‘苦乐不均’和‘钱多本少’、‘耐心资本’不足等问题。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
科技金融遵循的是风险投资原则。科学技术产业化是一个充满风险过程，因此支持科技产业化必须遵循风险投资原则。资本市场特别是VC/PE是支持科技金融的主要金融机制。但是，我国的这个市场一直发展不快，近来年更是迅速下滑。现实地说，在中国，我们恐怕仍然需要依托银行体系支持科创。然而，银行本质上是“风险厌恶型”的金融机构。这意味着，依托银行支持科创发展需要金融创新。
在历史上，“打包贷款”就是一种可以支持有风险项目的金融产品创新，其要义就是将若干相互关联的项目组合成为一个综合性大项目，这些项目盈亏互见，但只要总体盈利，便可实施。成功的模式有“芜湖模式”和“天津模式”。
最近被广泛关注的“合肥模式”，在金融技术上也属于打包贷款，只是根据目前的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特别强调了“容错”机制。我以为，发展科技金融，除了产品创新之外，还可以考虑一种在中国讨论很久但迄未解决的体制改革方案，这就是推进银行进行综合经营。如果可以推进这项改革，科创金融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二）绿色金融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从绿色发展框架的国际动态来看：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首次推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确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调由上而下施行；2016年，178国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强调国家自主贡献；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2022年，G20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目前，绿色金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实践中减排活动难以计量、验证；第二，信息不对称；第三，外部性难以内部化；第四，投融资渠道缺乏；第五，商业可持续性弱。
要解决上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用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首先，让绿色金融活动可计量、可验证。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导致市场缺乏价格信号与激励机制，市场机制失灵。传统监管从企业端发力，这很难应对绿色金融发展遇到的复杂问题。
其次，开发基于大数据的风控系统，通过深入挖掘用户数据、引入外部公共数据，全面判断用户信用情况，有助于金融机构在众多鱼龙混杂的绿色项目中，客观、精准地甄别绿色项目，剔除“假绿”“染绿”项目，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
最后，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可提升全社会的绿色金融发展的参与度，通过网络平台，产生内生的间接网络效应和关联定价效应，可以降低业务成本，降低信贷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可持续性。
绿色金融发展面临很大资金缺口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体系局限于支持已经符合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的投融资活动，即“纯绿”或接近“纯绿”的经济活动，而全球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涉及的企业主体和项目实际上无法满足这些绿色标准。这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支持新能源、电动车等“纯绿”项目，还应该支持目前还属于高碳的行业、企业和项目向低碳转型。
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投融资框架，促进高碳行业和企业设定可行与可信的减排目标及实现路径，动员和鼓励金融资本支持高碳行业和企业实施转型。转型金融应运而生。
转型金融的要点有五：第一，提供可行的界定标准；第二，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信息披露；第三、提供多样化的转型金融工具；第四，提供有效的激励政策；第五，避免无序转型，实行公正转型。
（三）普惠金融
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国首次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我国普惠金融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果令人瞩目，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普惠金融贷款规模持续增长。在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发展普惠金融再次被列为国家战略。
中国普惠金融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大中小银行都被调动起来投身普惠金融事业，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种模式，使得中国推进普惠金融目标的速度非常快，其广度、深度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由于金融科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难以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到的“长尾客户”也能享受到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从数字支付到数字信贷，以及仍在持续探索的数字普惠保险等多种类型的普惠金融服务，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全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地区都建立了普惠金融的服务站和服务点，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政府广泛的动员宣传使得普惠金融的理念深入人心。对于进一步高质量地去推进普惠金融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
从现实看，中国的普惠金融沿着两条线在发展：
一是基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对于传统金融，银行类金融机构中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降低供需双方信息搜索成本、改善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感，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可接触性，扩大服务范围，服务对象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用户。金融机构中金融科技的发展，使金融服务更加安全、便捷、高效，提高了普惠金融覆盖面和精准度，提升数字信贷规模和比重，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形成金融科技的 “普惠效应”。
二是基于金融科技类公司。互联网企业是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企业模式，其盈利模式、商品销售、成本构成等方面与传统金融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互联网企业的优势在于方便快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交易、获得线上服务，对传统的金融模式有巨大冲击。通过互联网业务的积累，拥有大规模的客户群体，并且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横向整合，将片段化、单价值的非金融数据，重组成系统化、高附加值的具有场景属性的高质量数据。
今后，普惠金融应当包容性更强，层次更丰富。“包容”指的是把那些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薄弱领域，以及在传统金融体系下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或者说处于弱势的重点群体，例如中小微企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市民等等包容进来，为他们提供合理且适当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普惠金融要服务好这些中小微弱群体。高质量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主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信贷的部分，还应包括保险、理财等方面。特别是保险体系，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就发现，对于微弱群体来讲，普惠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基本的保险产品是这些人群和家庭的更重要的一种金融需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
普惠金融需要发展助贷。广义上说，助贷是资金方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助贷机构）为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助贷将有效弥合普惠金融的断点。引流获客是助贷的基本功能。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助贷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等资金方，通过商务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由助贷机构提供获客、初筛等必要贷前服务，由资金方完成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后发放放贷资金，从而使借贷客户获得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从实践上看，助贷的功能解决普惠金融的“最后一百米”，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它们也是不可替代的。
（四）养老金融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结构恶化对中国养老体系形成巨大压力。养老金融一般概念是：围绕着社会成员各种养老需求，以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养老金融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内容，现在讨论较多的“三支柱”仅仅是养老金金融的一部分。
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项目，初步勾画，养老金融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养老金“第一支柱”，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其中全国社保基金是中国特色，其他国家没有。第二，养老金“第二支柱”，主要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所占比重大概是20%。第三，养老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金。第四，非养老金的养老金融产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业和信托业等。第五，为养老的金融服务。第六，支持养老的设施，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适老化”程度。第七，其他为老服务，包括照护、医疗、文化等。
完善中国养老金融的四个制度，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要明确三大支柱的边界与功能定位；二是养老金的筹集与投资，要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构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体系；三是养老产业的发展，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养老模式的完善，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五）数字金融
市场以及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产生的大量数字，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成为继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源及技术创新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数字资源的创新与构建、集聚与整合、转移与流通，使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缺陷得以补充，也就是“生产要素结构”得以完善。由于数字资源的加入和发挥作用，传统的生产要素重新凝聚或裂变出新的发展能量，使现代经济体系创新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持牌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协作和融合打造智慧金融生态系统，精准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金融服务的金融模式。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了金融服务，革新了金融产品、流程及业务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并未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但运用数字技术可使金融体系的运营机制发生变革。
中国金融数字化已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便开始推行金融电子化。这可以称作为数字化的开端，初步实现了“从手工到电子、从单机到联网”的历史性突破，逐步摆脱了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进入21世纪，重点围绕数据集中化、渠道网络化、管理信息化等领域，大力推进金融业的信息化发展。这是金融数字化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智能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金融和技术呈现出进一步深度融合的趋势，新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金融业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客观地说，绝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只是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真正的数字化即智能化尚未展开。这意味着，在中国金融领域推进数字化，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金融数字化，不可忽略平台经济的发展，因为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舞台。数字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大家一定注意到，近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个授给了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学者。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正是平台经济的理论基础。根据该理论，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关键市场主体。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织，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关键市场主体。平台具有市场的属性，又具有政府（监管者）的属性。

二、金融强国的共同要素：在中美比较中的分析

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曾经做了一个研究项目，比较中美金融实力的差距。我们进行了8个方面的比较，其中有6个是可量化的，还有2个是不可量化，但是可以从功能上加以描述的。可量化的因素，即“硬实力”，包括：金融机构的规模及结构、金融市场的规模及结构、财富总量及结构、金融科技发展状况、国际投资头寸、货币的国际地位。不易量化但可基于其功能加以描述的因素，即“软实力”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一）金融机构的规模
40余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很快，2008年中国资产总额仅及美国1/5，现在已达70%，这是中国金融实力提高的主要标志。在结构上，以银行为主的格局，固然有利于迅速聚集资源“办大事”，但保险、养老金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保险和养老金仅及美国的1/5，后者仅及30%），这不利于我们应对已经汹汹而来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较难支撑创新发展战略，同时也不利于中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形成和发展。
（二）金融市场规模和结构
中国债务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2019年便位居世界第二，这是我国金融实力提升的又一标志。但是，在整个债务市场中贷款比重过高，在债券市场中以政府债权为主的安全债券占比过低，以及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是主要缺陷。
从股票市场来看，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缓慢。中美两国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差别，更显示出两国市场的质量差距。2023年年底，美国市值最大的前10家公司，有6家信息技术，两家现代消费和两家医疗保险。而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家，有1家酒业公司，7家传统金融业，1家传统资源业，1家电信业，而且基本上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这种上市公司重在传统产业的结构偏向，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另外，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仅不利于保证我国利率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也拖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三）财富总量及结构
中国的总财富占GDP的比重已于2019年高于美国。扣除负债，净财富占GDP的比重则早在2009年便已超过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政府拥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之比最高。从金融稳定角度看，唯有净财富才是一国真实的偿付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掌握了更大比例的社会净财富，因而具有更大的能力、空间和韧性来应对各类冲击。
（四）金融科技发展
目前，美、英、中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位居前三。美国以技术领先、法制健全而稳居首位。英国以产权、信息、隐私保护的制度健全、拥有“亲创新”的监管体系而跟随其后。中国位居第三，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客群需求，以及平台引流带来丰富的应用场景。
（五）对外投资头寸
经过四十余年持续的对外开放，中国积累了规模较大的正的对外投资头寸，居世界前列。这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然而，中国对外的资产负债结构显然存在较大的偏颇：资产收益低，债务成本高，致使我国规模庞大的对外净资产未能带来应有的净收益。美国则相反。尽管其对外净负债，但因为负债成本低，资产收益高，其总体回报率却要高于中国。显然，优化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对外投资头寸的收益，是我国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六）货币的国际地位
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可以通过该国货币在国际债务市场、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和国际储备资产等领域发挥作用的大小加以刻画。在上述四个维度上，美元的国际地位都远超其他货币，这使得美国几乎掌控了全球金融运行的所有“总开关”。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在国际储备领域显示出一定的下降趋势。同时，在所有标志本国货币国际地位的领域中，人民币的占比均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势头。
（七）金融基础设施
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中美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较大。我国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是一个长期过程。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提出的“六大体系”中，就有“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八）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一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在国际重要财经新闻机构和传播渠道中的地位、对他国金融机构经营能力的干预能力、对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干预能力、国际金融产品定价权等。作为组织制定二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几乎拥有所有的国际渠道来对别国的金融活动和金融政策产生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只是“被动接收者”。但是，随着“一带一路”逐步深入人心、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等以中国为首的或中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组织安排的影响不断扩大，这种状况正在稳步改善。
总之，从中国特色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有很多过去忽略的优势，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一个开端，开启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开展长期扎实的工作。我们建设金融强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作者简介：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任：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温州商学院院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自1994年开始，李扬的研究逐渐回归金融、财政和宏观经济。金融领域中几乎所有论题，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到国际收支、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制度等，都有涉猎。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200余项；在《经济导刊》《农村金融研究》《中国城市金融》《经济学动态》《中国金融》《国际金融》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500余篇，撰写各类研究报告300余篇；已出版专著、译著32部，主编30余部，其中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金融、物价卷）《中华金融词库》《金融学大辞典》等大型金融工具书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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