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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民生保障事业》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8-02 点击：1389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郑功成（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重塑着新的治理格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协同推进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在民生保障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较为滞后，总体上处于覆盖面不宽、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一、数据信息孤岛效应依然存在状态，从而尚未充分发挥出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因此，建议国家像重视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一样地重视其在民生保障领域的应用，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作用，凸显数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让数字技术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
第一，将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民生保障事业纳入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开展相应顶层设计与基础研究工作。目前，有关数字化技术在民生保障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是行业头部企业的自发行为，由此导致技术与行业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鸿沟，从事数字技术研发的企业，不了解民生保障事业发展的痛点和堵点，从事民生保障实务工作的部门和机构又缺乏对数字化技术和工具的了解。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有关数字化技术促进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研究、顶层设计及典型个案推介，并纳入到“十五五”规划的前期系列研究中。尤其是对于数字化领域部分头部企业开展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实践及其取得的良好效应，应当高度关注、认真研究、总结推广。
第二，充分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有效联结城乡资源。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城乡分布结构，只有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无论乡村主打的产业是民俗旅游，还是绿色农产品，都需要来自城镇消费者的购买力支持。数字化技术既可以有效地联结农村地区的优质产品和城镇地区的强劲消费能力，也可以满足城镇消费者在体验、支付等环节的消费习惯，提升消费舒适度，还可以联结同一片区不同村镇的优势产业，从而形成合理分工、有机联动的产业集群。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振兴的产业链打造、人才吸引和聚集、消费产品设计与消费模式升级等方面的积极功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第三，充分发挥数字化在健康普惠医疗中的作用，有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是人民福祉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医疗健康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数字化可以在医疗诊断、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为“三医”联动提供信息化支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远程医疗服务正在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医疗服务差距；还例如，部分省份通过数字化赋能，打造“筛诊治”一张网，为医疗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普惠健康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四，充分发挥数字化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实现“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收入等都可能面临短期的冲击，而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建立起信息的发布和资源的联结机制，让爱心资源能够高效而又精准地递送到受灾地区。例如，在郑州洪水等自然灾害事件中，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网络平台就有效地联结了不同类型的救灾资源，实现了数字化时代的“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仅如此，数字化技术还可以直接帮助遭遇突发疾病的个体，例如国内数字化头部企业开发的有关个人紧急医疗救助的小程序，就可以在个人遭遇突发疾病时，将信息准确递送给周围具有急救技能的人，从而在最短时间内为患者提供紧急救治。
第五，充分发挥数字化在积极就业中的作用，助力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有效匹配。就业是民生之本，近些年来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双重矛盾，而数字化工具可以将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延伸到乡村社区基层乃至劳动者家中、手中，从而有助于企业及时发布岗位需求信息，缩短劳动者工作搜寻的中间环节和机会成本，进而更快地实现供求匹配。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可以根据当前岗位需求的数字化呈现，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知识与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第六，充分发挥数字化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以数字化积极应对老龄化。我国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很多新的有效支撑，例如，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及其形成的健康数据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进行安全预警；用整合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有效联结居家老人与社区周边的养老服务供应商，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支持和引导老人将数字化工具作为社会参与并以维持精神健康的新媒介等等。
第七，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推进教育均等化中的作用，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孩子。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民生事业，也是实现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工具既可以有效地整合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迭代教育方式，还可以成为提高教育均等化程度的有效手段。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及其传播方式，将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效递送到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地区，不断提高教师素质、拓展学生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促进教育的均等化程度。
第八，充分发挥数字化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让数字化工具成为联结社区居民、实现基层自治共治的新纽带。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分离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社区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也亟待创新联结社区居民的基层治理新机制。在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数字化工具正在成为有效联结社区居民并推动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从而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新渠道。数字化工具克服了地域的阻隔，可以让在外地务工的居民及时了解本村本社区的重要公共事务并远程参与；可以有效传递和匹配社区内公共服务的供求信息，成为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新工具；可以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频次和贡献度进行数字化记录，以“积分制”等方式形成有效激励。
第九，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民生事业服务经办领域的应用，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路”。一方面，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的供给端来看，数据之间的部门分割是影响准确识别服务对象的主要障碍，而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及其合理授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数据孤岛”现象，提高经办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的需求端来看，数字化工具的广泛应用可以实现从“多家跑、线下办”转变为“网上办、掌上办”，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办理相关事务的便捷性，从而值得普遍推广。
第十，将数字化资源作为提高民生保障改革与发展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基础，藉此提高政策精准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可以为各项民生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为关乎民生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准确递送和均等化水平提高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各项民生保障事业也是直接生产数据的重要领域，它事关每一个普通群众，涵盖“生老病死”全生命周期，涉及收入、支出、健康状况、职业、家庭结构等多维度的数据。因此，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民生数据的生产过程，而这些数据又可以反过来成为支撑民生保障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决策的重要基础。因此，有必要建立跨部门的民生保障数据一体化平台，实时监测民生保障事业发展水平、主动发现其中的漏洞、有力支撑民生保障制度改革的科学决策。
为了充分地发挥数字化技术在各项民生保障事业中的积极作用，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数字化领域的企业开展有关数字化技术在民生保障领域应用的价值导向和前期研究工作。数字化技术在民生保障领域的广泛使用可以兼顾企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数字化的新方案。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的独特价值，既体现了企业的技术优势，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而值得高度肯定和广泛宣传。目前，部分行业头部企业在相关领域建立了实验室，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关注和政策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纳入到国家实验室或者国家重点实验室序列中。
其二，有关部门应当列出民生领域的数字化需求清单。民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应急管理、住房建设、退役军人保障等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保障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应当结合有关制度实施与政策落实的堵点和难点，提出相关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需求、技术要求及信息的管理权限分配需求，引导有关企业和机构根据需求清单开展数字化工具的开发和试点工作。
其三，关注地方试点和成熟经验并进行推广。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国内部分数字行业的头部企业以可持续社会价值为引领，在民生保障的相关领域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助力民生事业发展的实践，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已经初步开发出了一些具有较好应用性的工具，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建议有关部门持续关注并及时总结类似的地方试点和产业实践，打造数字化技术助力民生事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和成熟机制并进行推广。
其四，要防止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排斥，提高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可及性与普惠性。在当前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数字排斥”的现象，例如，在以数字化工具为平台的资源分配过程中，老年人、残疾人、农村欠发达地区人群等数字化能力不足或使用数字化工具存在障碍的群体，更加容易遭遇数字化排斥并导致在资源分配中的劣势地位，例如老年人在网约车普遍推广的情况下更加难以打到车等。针对这种情况，要采取提高数字化使用能力和降低数字化使用门槛“双管齐下”的策略，不断提升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作者介绍：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创始会长，《社会保障评论》主编等。兼任：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首届、二届、三届咨询委员，国家减灾委第二届、三届、四届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民政部、人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卫健委等多个部门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福利及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等。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郑功成一直从事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慈善公益及与民生相关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过国务院总理批示组织的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和“促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和重点项目“建设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有关部委“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相关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战略”、“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课题等30余项；在国内外发表理论文章约500多篇，被《新华文摘》等重要二次文献杂志转载100多篇；数十项重要政策研究成果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同志等的重要批示；出版有《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辩》《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社会保障30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东亚社会保障模式论》《灾害经济学》《多难兴邦：新中国60年抗灾史诗》《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中华慈善事业》《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慈善事业立法研究》《社会法总论》《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中国民生保障》等40多种著作，多种著作被译成英文、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阿拉伯文在国外出版。荣获过我国第六、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一、十二届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市部委及以上学术奖励多项；荣获过第九、十、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湖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多种图书奖励；荣获过第二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多种教学、教材奖励。入选过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工程。获过武汉大学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武昌地区首届青年十杰、全国首届孺子牛金球奖荣誉奖、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为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盟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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