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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才：《中国“双碳”战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5-28 点击：1217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徐洪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双碳”战略，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实施“双碳”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碳”战略倡导一种绿色、环保和低碳生活方式。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不断淘汰传统化石能源，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自觉地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这将有利于引导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必须做出表率，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做出应有贡献。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形成的共识，也是促进中美合作的重要渠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中国经济的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客观来讲，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有巨大现实压力的。目前，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是世界碳排放的主要国家，而中国是其中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总量高于美国；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低于美国，但与欧盟水平相当。没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中国实施“双碳”战略存在两个基本约束条件。第一，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达7吨以上，超过了欧盟。虽然还有7年的达峰前时间，但是回旋余地并不大。因为这是2060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达峰，2030碳排放的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的难度就越大。第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在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相比2020年水平都将翻一番；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会延续中高速并逐渐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大型经济体，可选择的发展道路只有三条：一是高碳+高增长，二是低碳+低增长，三是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对于中国来讲，前面两条道路肯定不能走；因为高碳+高增长，会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极大破坏，中国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但是，低碳+低增长也是行不通，毕竟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这一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的。因此，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即“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通过大力发展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减碳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挑战与机遇并存，思路决定出路。若能及时转变思路，主动推进绿色转型，我相信就有可能抓住换道超车、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实现“双碳”战略具有四大优势：
第一，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重置成本和沉没成本，越早越好。相比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或更高水平上转型，中国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水平上转型，将会支付较低的传统非绿色产品生产和运营投资的成本。中国很多产品尚未达到需求峰值，可以直接由绿色产品替代。例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为845、423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221辆，在汽车普及阶段，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其转换成本无疑要低很多。
第二，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并非从零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其实并不大，特别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电、储能、绿氢以及数字技术等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相同水平甚至领先水平。中国汽车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大企业集团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8%，占到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85%，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3个百分点。其中，比亚迪累计销量100.255辆，比上年同期增加97.63%。其中，新能源车5月份销售24.02万台，较去年同期增加108.99%。与理想汽车相比，广汽、一汽年增长率都在两倍以上。
第三，中国绿色产品需求的增长潜力巨大。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但现在潜在增长率仍在5%以上，仍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速的2~3倍。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人数的四倍多，中国绿色产品市场空间巨大，而且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些都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企业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第四，中国各级政府都比较强势，在推进实现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生态环保和推动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确有做法简单甚至粗暴之处，例如有地方曾出现强行“拉闸限电”和“关停并转”现象，但是他们在运用市场机制和法治手段方面也是成效卓著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开市。截至2022年底，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3亿吨，成交金额达104.75亿元。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起步较晚，但是起步运行良好，未来前景可期。
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发展呢？我认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和方法，在达到相同产出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例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经验表明，创新一旦进入可持续的轨道，成本下降就非常快。典型案例就是光伏发电。过去十多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接近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且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其他清洁能源也在呈现类似的特点。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正蓄势待发。大国之间也在数字经济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毫无疑问，“双碳”目标压力将会加速中国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从而推动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发展。
在推进“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我国碳市场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在法律支持、长期规划、市场功能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相关法律缺位。碳排放权交易是人为创建的市场，要有强有力的立法监督和明晰的权属界定，才能保证交易顺利履约和有效开展碳配额质押等融资活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法律对碳配额法律属性做出明晰界定，导致与碳资产相关交易财税处理与权益保护纠纷缺乏相应法律依据，限制了碳资产在提升资金流动与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另外，缺乏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安排，阻碍了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的协调发展。
二是缺少长期规划。企业无法判断未来配额分配方案的约束力度，造成当前不以履约为目的的交易非常少，不利于碳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长期定价机制缺失难以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投资，阻碍了社会低碳转型和控排企业的减排进程。
三是仅有现货市场，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不足，无法提供排碳成本或者减排激励的长期价格，企业无法测算低碳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市场参与门槛高，不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发挥价格发现与传导作用，限制了碳市场的低成本促减排功能的实现。
我国碳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和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相关改革和创新。
第一，加快推进碳市场立法进程，尽早推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夯实法律基础。
第二，加快推出提升碳市场功能的政策举措。建议有关部门在交易品种、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对“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交易与监管”开展研究，优化减排方法与审批机制。在交易主体扩大方面，针对即将纳入的七大行业，开展排放数据收集、排放过程调研和分配方法研究等技术性准备工作，加强对纳入企业人员的培训。逐步允许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适时推出有偿拍卖分配方式。
第三，继续推进地方碳市场的改革创新。地方碳市场要在覆盖行业、企业纳入门槛、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主体、交易品种、数据质量控制、监管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为全国碳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借鉴。

作者介绍：

徐洪才：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及多家地方政府经济顾问和集团公司财务顾问，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证券分析师和证券保荐人考试命题专家。1996年7月至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事金融立法及银行坏账核销工作；1998年6月至2001年5月，广发证券公司(上海)总经理，参与“广国投”托管收购工作，任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副会长；2001年5月至2003年12月，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从事VC/PE项目投资管理、IPO及战略性收购上市公司业务，兼任两家高科技公司董事长、北京创业投资协会理事；2003年7月至2010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专家委员、北京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2010年1月至2019年3月，先后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副总经济师；2019年4月以来，担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研究会副主任，研究员。徐洪才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全球治理等关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主持财政部课题《亚投行在国际融资体系中战略定位研究》、中法合作课题《亚欧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研究》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基金课题《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跟踪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课题《利用外汇储备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等20余项；出版《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等10部专著；主编《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投资银行学》和《期货投资学》等10部著作；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500余篇，其中在英国《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署名文章《At a Crossroads》。创立资本市场五级价值增值理论，曾获2009年度中国百佳管理培训师称号，1994年万国证券杯征文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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