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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召元：《下大力气提升中国产业链水平》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5-12 点击：974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许召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会议指出，要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李克强总理在9月2日主持召开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子在基础研究薄弱。为何中央要在此时强调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许召元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一、为何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总规模呈迅速赶超趋势。1991年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1420亿美元，仅为德国的32.5%、日本的15.7%、美国的14.5%。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规模差距迅速缩小，制造业增加值在1999年超过德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近3.6亿美元，比美国高63.3%，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
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包括零部件、材料、软件等方面）的基础能力和短板现象日益突出，基础能力不足和受制于人的现状，可能成为我国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短板和严重制约。
所谓产业基础能力，是指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核心和基础的能力，是对工业基础能力的一个拓展和补充。传统上，工业基础能力是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简称工业“四基”），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服务业领域的基础能力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基础软件方面，比如集成电路设计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不少工业基础能力，因此，有必要在传统的工业基础能力基础上，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基础能力，特别是在基础软件方面的能力。
产业链是指各产业之间或者产业内各部门之间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由从最初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销售或服务完成的各个环节组成的链网式组织结构。产业链水平是指综合产业链各部分的综合能力，任何一个国家，在不同的产业链上，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能力上总是有高有低，产业链综合水平与产业基础能力有直接关系，如果在部分环节的基础能力弱，产业链总体水平就不高，就有可能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
应该说，在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全球产业分工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各国都可以只专注于本身最有竞争力的环节，不需要过度关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但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甚至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关键基础能力薄弱可能会带来重大的经济风险。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我国的中兴、华为等企业都进行过重要限制，7月1日，日本也对用于制造智能手机与电视机中OLED显示器部件使用的“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必须使用的“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等半导体的3种材料加强对韩国的出口管制，虽然仅仅是3种材料，但韩国对这些日本产品的依赖度高达90%，这很可能直接打击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甚至对整个韩国经济都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必须高度重视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问题。
提升产业链水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齐产业链的短板环节，特别是某些由于产业基础能力不够而严重依赖于某几个或某个外国的环节，防止关键环节被长期“卡脖子”；二是提升产业链的质量和水平，各个环节向高附加值、高端化提升。

二、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现状如何？

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产业链较为完整，具有较强的综合国际竞争力。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工业门类，本身就是产业链水平较高的重要体现。
在产业基础能力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和基本密集型产业中也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例如在纺织服装等传统领域产业链竞争优势明显。我国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纺织工业产业链。纺织工业产业链长，涉及上游原辅料制造，中游织造、印染环节，下游服装、家纺、产业用三大终端。我国在棉纺、常规化纤、印染、服装、家纺、部分纺机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常规纤维世界领先（占全球70%），印染优势明显，纺织服装出口约占世界1/3以上，稳居第一位。我国是全球纺机大国，国产品牌已可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总之，在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我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基础能力的短板。
再如我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在较短时间内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在晶硅光伏产业链五大核心环节：硅料、晶硅片、晶硅电池、晶硅组件和晶硅光伏发电系统产量均居世界首位。2018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累计光伏装机总量、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占全球比重分别为41.75%、34.14%、58.1%、93.1%、74.8%和72.8%。除多晶硅料生产环节德国瓦克（WAKER）公司和韩国韩华集团的东方化工（OCI）仍占有重要地位外，其他环节都是我国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国风电产业链完整，也具备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我国整机环节进步快，已具有兆瓦级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适应高海拔、低风速、台风、风沙等特殊环境和风况条件的风电机组技术日趋成熟。主要零部件、主要部件使用的原材料基本实现国产化。
但在产业基础能力方面，我国仍然存在很多明显的薄弱环节。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我国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特别是在基础软件领域，我国在操作系统等通用软件以及基础芯片设计能力严重不足，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基本完全被美国垄断。
当前，我国产业链还存在对外较快转移带来的产业链“不稳”问题。我国的产业链虽然非常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但还没有形成基于自有技术或品牌的独特优势，我国的产业链完整性优势比较脆弱，并不稳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程度对外转移的可能。这样，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后，特别是去年“中兴事件”、近期“华为事件”中暴露的断供风险，一些对美出口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游企业以及受断供风险影响的企业，已经在考虑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转移到国外去生产，这可能加剧我国产业链“不稳”的问题。

三、从哪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当前，我国产业链已经基本完整，提升产业链水平的重点是突破一批关键核心的“卡脖子”技术，实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具体来说从四个方面狠抓：
一是要继续聚焦少数关键核心领域，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组织力量集中攻关。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强基工程必然是一项长期行动，需要继续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专项攻关行动，从宏观层面统筹协调和整合资源，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学研用之间形成联动，共同开展技术攻关，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瓶颈。
二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自发的升级力量。产业基础能力是相对高端的生产能力，这些高端能力的培养和突破需要有足够的市场空间。要释放国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整套体制机制的支持，例如政府招标制度、市场监管体系、标准体系等都需要向鼓励创新、激发高端产品需求的方向转变，一个简单的标准就能有利于实现质量分级，实现优质优价，优胜劣汰。这样，才能引导我国企业从以前的低水平重复、简单数量扩张模式向高质量发展，向依靠创新驱动和品质提升转变，从而带动对这些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软件的更大需求。
三是要为这些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的成长提供应用机会。很多新材料、新产品，包括零部件在推向市场之初难以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而机会越少，就越难以通过试错完善、提升高端产品。为此，要引导和支持大型下游企业，通过分散采购的方式为新产品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方面，不少跨国公司都有成功的经验。
四是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不少基础能力的突破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所未有的条件，政府要创造更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加强合作，沟通信息，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实现基础能力的突破。
本文源自《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简介：

许召元：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1992年7月至1999年8月，安徽省舒城县水利电力局工作；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2007年7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第一研究室副主任，第四研究室主任，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产业经济学等。多次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和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参与并完成多项重要课题，包括对“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对城市化、农民工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等。在《区域经济评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我国更层次专业人才成长环境研究》《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等著作多部。研究成果曾获：中国发展奖一等奖，全国商务发展研究奖专项成果一等奖，中国发展奖二等奖，中国发展奖一等奖，孙冶方著作奖中国发展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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