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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四链”融合高水平推进新型工业化》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4-01 点击：1183 属于：大咖观点

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变量与重要载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是高水平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所在。“四链”融合的本质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结构的转型升级、创新的倍增效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供需关系，以实现“链”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

一、“四链”融合促进新型工业化的理论逻辑

新型工业化的系统化特征需要“四链”深度融合支撑。与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工业化相比，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度工业化、完整工业化、智能工业化、绿色工业化、融合工业化和开放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具体而言，新型工业化是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目标的深度工业化，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新型工业化是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目标的完整工业化，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新型工业化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为目标的智能工业化，更加注重创新与效率；新型工业化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工业化，更加注重低碳环保；新型工业化是以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为目标的融合工业化，更加注重交叉赋能；新型工业化是以合作共赢高效协同为目标的开放工业化，更加注重开放合作。这些都意味着新型工业化不是单兵突进的工业化，而是各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体制机制高效畅通、制度政策协同发力的系统工业化。
从工业化实现过程以及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四链”之间存在投入和产出关系。其中，创新链提供动力源泉，资金链和人才链作为核心要素，三者共同构成工业化的投入变量，而产业链则是关键产出变量。创新链与产业链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资金链、人才链围绕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快部署，全面贯彻“四链”全生命周期的深度融合。
“四链”融合主要体现为链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四链”系统融合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供需关系的联动与融合，主要体现为链的纵向贯通融合与横向精准协同两个层次。
从纵向深度贯通看，关键在于“通”。只有做优做强“四链”的纵深，才有交叉融合的基础。创新全链条加速贯通是形成创新链合力的关键，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动力源的作用。创新链的贯通需要统筹科学、技术、创新产业化，从而实现“从0到1”“从1到10”从“10到100”的创新全周期。在创新链的每个节点加大投入是稳固链条的基本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全链条的贯通思路，充分衔接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各个环节。完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创新链上的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的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形成合力，向高风险创新领域进军。资金全链条优化配置最重要的是让资本有序进入市场，更好满足市场主体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资本的催化力量，为资源畅通不断输送“血液”。既要防止脱离实体经济形成泡沫，也要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匹配实体经济与创新发展需求，让资金活起来，在解决资金不足与错配的同时，实现资本的合理收益。人才全链条融合发展不仅需要升级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普通劳动者和一般技术工人，更为重要的是引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劳动者和智力工人，甚至是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等新型劳动者。其中的关键在于各类人才的激励机制，激发人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潜力。产业全链条高效联动是工业化的落地之举，在目前技术渗透、产业跨界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能将思维局限在单一产业项目内。应放眼全局，拓展产业项目之外的溢出效应，加速产业间的链接和耦合，形成区域间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推动底层和共性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整、先进布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横向精准融合看，关键在于“融”。“四链”融合的重点在于打通跨链的卡点、堵点。这需要处理以下几对重要关系。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这是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打造创新闭环。前者强调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功能，后者突出创新的产业引领作用。创新链和产业链头尾相接、互联互通，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螺旋式上升”，实现“质”和“量”的不断扩张，为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让创新链在产业链的发展壮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链能为创新链提供应用场景，助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生产变革，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使产业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需要二者充分统筹协调。创新不仅应满足产业需求、补齐产业短板，也要前瞻部署，打造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格局，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变革和转换。创新的潜在萌发点植根于产业链的每一个节点或环节，能够在产业链的滋养下衍生出新的创新链，带动不同环节间的协同创新。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创新也能够由量变引发质变，借助产业链环节实现价值增值，从而增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动能新活力。二是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精准配置资金链和人才链。资金链、人才链能够围绕产业链进行有效的服务，产业链能为资金链人才链提供盈利、配置空间。产业链既能为创新链的成果转化提供应用场景和盈利空间，又能发挥需求牵引作用，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源支持。资金链作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血液”，能够为创新链、产业链上的各类主体各个环节提供精准有效的资金支持。资金链的运行重点是要把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高效的资金供给。金融是新型工业化至关重要的要素资源，在资源有效配置、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加快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全方位对接，为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人才链能够为创新链、产业链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配置，把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接到创新链、产业链各环节中，可以有效解决人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产教融合不紧密等问题，充分形成创新发展驱动力。三是善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优化“四链”深度融合的机制，解决供需脱节的矛盾。各链条间供需匹配的错位和协调机制的不健全，是“四链”融合面临卡点、堵点的根源所在。“四链”深度融合机制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正确的融合激励机制，防止出现各种资源的错配和效率损失。构建并完善人才链的核心价值枢纽机制，同时把资金链作为连接各链条的桥梁。畅通产业链、创新链各个环节的资金和人才进入路径，规范资金的“募集－使用－回笼”流程追踪，完善“选才－育才－用才－留才”的人才管理模式，形成体系化、规范化的机制设计，确保资金链、人才链精准对接创新链、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尽其所长，提高资源要素在链条中的使用效率。同时，“四链”融合的实质在于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及服务组织等协同发展。而跨链融合往往具有公共属性特征，需要有相应平台进行嫁接，因此，政策全链条精准协同也是促进“四链”融合的关键一环。创新链产业链的融合需要有相应的验证平台、中试平台以及产业化平台，促进创新产业化加快实现。同时，也需要搭建公共平台，帮助产业高效匹配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发挥规模效应与集成效应。

二、当前“四链”融合存在的问题

“四链”主体发展动力不足。一是创新链中基础研究关键支撑自主性弱。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比例偏低，高端的实验试剂、科研设备、关键软件主要依赖国外技术产品，大量科学数据依赖国外数据网络，科学研究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和被卡风险。二是人才链的相关评价机制尚不健全。科研人员管理“行政化色彩”仍很突出，重管理轻服务。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很多要求与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性不相适应。过度频繁考核制约了科技人才潜心钻研的主动性。三是资金链错配问题较为严重。资源长期流向了收益更高的金融、房地产等部门，金融机构的精准支持作用发挥不够。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创新资本，科技成果转化缺乏定向支持。四是产业链中存在的部分产能过剩、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盈利能力差等问题，长期处于低成本和“价格战”竞争态势，导致难以吸引资金支持产业发展。
“四链”间脱链断链。一是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两张皮”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技术成果产业化成效不显著，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没有有效进入产业部门，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未得到实质性提高。二是创新链和产业链长期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支持，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不匹配。我国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与实际需求难以充分对接。“高精尖缺”领域高素质人才缺乏，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中复合型人才短缺，当前学科专业建设尚难以有效满足需求。三是资金链服务产业链实际需求的能力有待加强。金融发展存在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现象，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有待改善。
“四链”跨界协同困难。一是尚未建立健全市场一体化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资金、人才等要素在跨行业、跨区域之间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有待加强。二是政策制度的一体化布局和标准互认尚不完善。各部门、各行业的创新政策制度存在协同性不强甚至互相掣肘现象，相关财税、金融、企业管理、成果转化等政策体系的布局有待完善。三是创新要素错配问题有待解决。部分地区存在“无序引才”“引而不用”“用所非长”等现象，这不但限制了人才的自身发展，还制约着其他产业、地区的人才供给，降低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

三、“四链”融合高水平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建议

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四链”资源全链条优化配置。
一是针对不同技术领域、不同创新阶段实施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对于基础研究，应充分考虑其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加大力度设立超长周期的创新基金，解决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形成战略性溢出收益。对于应用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优化包含政府财政、竞争性项目、自我增值、社会捐助等多元化资金来源机制，合理配置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研发经费。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共同投入，形成后补助、股权投资、科技贷款风险池等政策支持，提高创新主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牵引作用，通过设立科技中介服务组织，降低创新成果市场化推广的成本。对于颠覆性技术创新，要加强全国创新要素的整合协同并引进国际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鼓励设立外资研发中心，提供高质量应用场景。
二是优化研发人员的创新组织管理和资金的创新考评机制，围绕创新链、产业链完善资金链、人才链。要以信任机制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放权松绑力度，试点“完全赋权”模式。赋予新型研发机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减少事前审批，减轻研发人员行政负担。鉴于我国科研人员工资收入难以大幅提升，建议根据项目性质大幅提高科研经费中间接经费的提取比重，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将研发人员和企业利益与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挂钩，通过股权占有与股权收益分配相分离的方式，提高研发成果的转化效率与科研人员创新利益分享。
三是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精准提供高质量融资支持。推动地方深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券”等普惠性创新政策，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在国家高新区等创新型密集区域设立覆盖面广泛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探索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新型金融业态。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构建完善种子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等股权投资体系。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专题金融债，为企业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优惠贷款支持。
四是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高产业链的获利能力。开展智能制造能力评估，引导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淘汰高污染、低效率的落后产品，实现产品改造升级，推动商业模式转变，迎合市场的发展需求。加大技术改造类投资力度，实施技改投资倍增计划，精准有效提升投资的“量”与“质”。进一步强化市区联动机制，完善工业投资全生命周期精细化服务与管理。积极引导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创新技术和创新生产体系融入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同时，鼓励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技术应用场景，助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掘技术潜力并扩大产业规模。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战略性溢出收益”纳入成本-收益框架中，提升此类产业真实投资回报率。
畅通“串链”政策，激发“四链”融合的内在动力。
一是建立健全平台建设，强化创新链产业链“串链”水平。首先，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创新，搭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打破传统研发机构成果转化动力缺乏的僵局，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功能多元化、组织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着力推进重点产业的共性研发，对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研发项目合同等多种方式给予支持。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提高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引导科研直面企业和市场，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组织化黏合。其次，支持龙头企业特别是科技型骨干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等力量，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市场机制为保障，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瓶颈制约，强化国家战略力量。最后，完善功能性产业融合平台建设，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快速适应新技术场景变化要求。支持链主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加速应用迭代与产业化。支持大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建设中试基地、打造验证平台，加速重点领域的企业孵化。围绕重点产业领域，优化供需对接产业链平台发展。实施“产业电商”平台建设计划，加快推动“产业电商”集群发展。加快产业链数据平台建设，促进供需双方有效对接。
二是以创新与产业发展为导向优化人才链体系建设。在顶尖人才的遴选与培养上，优先让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组织团队，承担“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重大科技项目任务，发挥信用机制作用，为顶尖人才松绑科研经费使用。在产业工人培养上，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教融合建设，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方式定向委托培养关键岗位亟需的高层次人才，鼓励行业协会、大学、企业联合制定培训项目，提高产业工人技能水平，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上，建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创新创业计划紧密结合的机制，搭建中介服务人才培养基地，扩充并强化科技中介服务领域的跨界人才储备。
三是推进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形成资金链产业链协同共生体。围绕重点产业链优选核心企业，建立核心企业“白名单”制度，并实行名单动态管理，支持其发展“大手牵小手”的供应链金融。同时，积极争取、鼓励金融机构与重点企业联合搭建平台，为重点产业、未来产业推出专属、个性化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提升供应链的“共赢链”水平和能级。
发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叠加效应，促进“四链”要素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一是发挥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优势，提高区域间、行业间要素协调效能。利用数字技术传输快、共享高、追踪监督及时、成本低等特征，对“四链”要素流动进行准确、及时的动态评价与优化分析。为跨区域、跨行业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提供依据，与相应的统筹调度机制、督导评价反馈机制形成合力，更有效地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二是加快形成政策协同、标准趋同的制度型协同共识。探索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推动各地实现政策互认。加强各地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合，降低跨界创新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和资源要素的流通成本，推动一体化更深更广延伸。在补贴、政府采购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打破区域歧视，发挥政策协同叠加效应。共建区域间互认的人才评价标准，联合制定、发布人才需求和招聘信息，畅通科技人才自由流动。建立协同机制的评估与督查机制。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协同机制评价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督办评价与奖惩机制。对跨区域协调机制的优秀经验做法予以固化并适时推广。
三是在共识领域打造创新共同体，实现区域一体化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地可以联合打造科技创新平台，针对亟需突破的关键技术和产业环节，推出联合攻关清单和合作事项。锚定技术攻关需求，积极布局院士团队工作站，培养战略关键领域人才。鼓励产学研共建联合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双跨”平台。探索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多向流动的“旋转门”机制，畅通高校院所和企业间人才流动渠道。联合头部高校、头部企业、头部实验室，加快建设国家级前沿科技学院，培养战略关键领域人才，形成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同时，建设国际人才引进平台，加大力度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承担国家科技项目。打造跨界金融产品矩阵，构建多形式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加强产业信息共享，共推示范应用场景、共促产能、共育创新和产业人才、共创产业创新生态，推动资源优化布局，实现产业链创新链错位发展。
本文源自《新型工业化》2024年第4期。

作者介绍：

刘元春：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兼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世界经济协会理事，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教育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等职。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尤其是汇率政策、货币体系、贸易不平衡、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人民日报》《求是》等学术刊物发表400余篇论文，出版《发展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与战略路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与中国案例研究》等著作20余部。十余年来，主要负责"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项目，该项目获得习近平、李强、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政协经济委员会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高度评价，常规性出席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其中包括7次总理经济专家座谈会和3次总书记座谈会），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聘请专家，先后被多家国家机构评为咨询专家，担任CCTV和凤凰卫视等多家电视台和媒体的财经特约专家，担任《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匿名审稿人。先后获得第十届和十一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三个一百”图书奖、“国家新世纪人才”、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首都教育先锋科技创新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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