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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乾：《曾国藩是怎样提拔追随者的？》

来源： 名家讲堂 日期：2025-05-19 点击：787 属于：大咖现场

主讲人：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人）

曾国藩被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最后的儒家”、“大清圣哲”、“一代儒宗”。他死后的140多年时间里，被不同的人群关注，与历史上许多成就一番功业的伟人相提并论。曾国藩为官30余载，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曾国藩成功的法宝是什么？“躬身入局，不做看客”，“风波磨折，浮议摇憾”，“立人达人，无或爽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林乾在复旦大学“复兴论坛”题为《曾国藩“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哲学》的讲座上这样总结。虽然曾国藩离我们已经有300年之遥，但他身上那种积极官场正能量，仍然是我们汲汲所需的。

一、一个秀才如何拿起了枪？

第一个方面就是躬身入局，绝不做看客，把握住人生重大的机遇。西方成功学也经常讲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机遇实际上只有三次，当你把前两次都把握住的时候，你还能延展开另外的机会，当你把第一次最重要的机会丢失的时候，以后你的成功概率会降低很多。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功正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一个体现，也就是“文须有益于天下”，像顾炎武讲的，学的东西就要所用。
曾国藩当时是一个秀才，中了进士之后，留在京城做官。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在家里为他母亲守丧，这时咸丰皇帝下了任命状，但是这个任命状不是给曾国藩一个人的，前前后后共计任命45位团练大臣，这个团练大臣就是办地方的小武装，多则几百人，少则数十人。
这时候团练大臣的名字有曾国藩，所以曾国藩面临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出山，还是在家里头为他母亲长守墓庐，然后三年之后到京城当中重新做他的正部级京官。
他有一个在岳麓书院结识的生平最好的朋友，叫郭嵩焘（注：与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儿女亲家），也非常有名，后来做了广东巡抚。郭嵩焘就劝曾国藩出山，但是曾国藩不为所动。郭嵩焘很会做思想工作，他找曾国藩的父亲谈话，跟他父亲讲，你得让你的儿子出山啊，如果不出山，太平天国现在都把长沙城占领了，他在乡下县城能够独善其身吗？想为他母亲长守墓庐，都办不到。
第二天早晨，曾国藩的父亲找曾国藩谈话，让他出山，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父教子，子不得不从”，这也是讲孝，所以这时候曾国藩一个秀才拿起了枪，这成为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重大抉择。
后来，曾国藩讲过一段肺腑之言：“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这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的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千条万绪从哪里开始做？他答应了皇帝的请求，开始办团练，但是皇帝在任命状写得很清楚，团练是一个小规模的地方武装，不能出省作战。但是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有自己的都城，有东南的半壁江山，打太平天国这样的百万之师，跟一般的小规模的武装不一样。所以他跟皇帝讲，我要办一个大团，把这支大团练成百战而胜的军队。这就是后来在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湘军。
后来薛福成（曾国藩幕僚）在总结曾国藩成功之道时就讲，曾文正是靠团练起家的，所以用他的话讲是“以团练始”，但是最后曾国藩走的道路实际上不是团练的道路，所以他讲“不以团练终”。那最重要的他用了6个字“幸其改途之速”，最幸运的是曾国藩改途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道之速又非常的快，所以他说这是曾国藩成功最关键的一点。

一、一生更多地与世俗文法斗。

曾国藩办湘军充满坎坷，因为湘军类似民营武装，像曾家军一样。最初曾国藩带领湘军打了一次大胜仗，把武汉三镇给打下来了。所以咸丰皇帝非常高兴，说打了三年的恶战，没有一次痛快，把太平天国拦头一击，所以主笔一挥，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给他一个封疆大吏的官位。他还说了一句，没想到一个书生能够立此奇功。
这时候大学士们就在讨论，是不是皇帝的谕旨就是金口谕啊。那在前面的是一个山西寿阳人，叫祁隽藻，他说曾国藩是一个在籍的侍郎，匹夫等，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级现在是在家里头已经脱离了权力场，跟老百姓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他办了一个地方的武装，有点曾家军的性质，今天能够把武汉三镇打下来，明天南京他能打下来，那北京城他能不能打下来呢？皇帝的宝座能够坐得安稳吗？这样就把咸丰皇帝提醒了，所以咸丰皇帝立刻收回成命，不任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所以在咸丰皇帝几乎江山快要倒掉的时候，英法联军打到张家湾（现为北京通州），咸丰皇帝急急忙忙逃往避暑山庄的时候，在路上才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所以曾国藩经过8年之久，没有给他权利，不任封疆大吏，就是他办的这支军队更像曾家军。
曾国藩晚年有一次跟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话，赵烈文就问曾国藩你所有的精力是不是都在跟太平天国斗啊？曾国藩就跟他讲：“我的平身精力与长毛斗只占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只占十之六七。”也就是说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跟世俗文法斗，所谓的斗就要冲破这些限制，所以后来曾国藩总结做一桩开创性的事业，一定要经过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叫风波磨折，第二个过程叫浮议摇憾。因为开创性的事情是“应该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是一帆风顺，中间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很多，那这个叫风波磨折。那受到艰难挫折的时候就会有舆论，自己的内部也会有经常的反对声音，所以叫做浮议摇憾。
后来曾国藩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大海放舟，在波涛海浪当中把一艘船放到了江中，最初的时候非常不稳当，他要经得起风浪。所以曾国藩的一生更多地与世俗文法斗，就是打破那些条条框框对他的限制。
他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但他没有固守儒家的东西，他成为了一个洋务派非常有名的实践家。曾国藩所经历的所有的坎坷赵烈文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后来跟他说，你所经历的仿佛从严冬走到了盛夏。曾国藩所有的请求清朝政府几乎都给驳回来，都不答应。所以曾国藩练湘军一兵一马都是他自己来招募的，国家财政也没有拨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他的困难可想而知。
后来他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他对弟弟说，经不起风浪，经不起折腾，即“难经风浪”。他说，古来的英雄豪杰都以这四个字为成功大忌，他说，我们祖父教导我们以懦弱无刚为男人最大的耻辱，所以他说“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后来赵烈文说，曾国藩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有一段时间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读到苏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的诗句，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的诗句，想到古人的心胸是那样潇洒、旷远，毫无杂念，多么伟大。我久经世故，而心中还不免计较得失，多么渺小。
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我的成功就在于我不论遇到极逆境和极顺境都本着三个字。赵烈文问他，哪三个字？他说今天想来有没有把握不知道，就是做事情“不怕死”。所以赵烈文说人生致高的境界就是生和死两个字，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何事不可为，就能够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番事业来。
曾国藩最初的时候想做书法家，后来想做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后来练兵打仗。他说，我不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传给后人，我练兵每天从早上到晚上，每天想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把军队练好。所以这个人做事情心无旁鹜，这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曾国藩说“鼯鼠五技而穷”，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广西梧州的老鼠同家鼠不一样。家鼠只有两种功能，这种老鼠能飞，但它飞的本事很小；它能够爬山，但是爬不高；能游水，但是渡不过去一个小的沟沟卡卡；也挖洞，但它不能把自己隐藏起来；能跑，但它还没有人跑得快。所以这种老鼠尽管技能很多，但寿命最短。“鼯鼠五技而穷”意思是，人艺多的时候不养人，人要做事情就应该专注。

三、曾国藩提拔清朝四分之一的官员。

曾国藩早年受到很多坎坷，他一直得不到封疆大吏的职位。后来他父亲去世，他跟清朝政府耍了脾气，给清朝政府脸色看，所以他立刻回家为父亲守丧。他去跟皇帝讲，我就应该为我的父亲守丧三年，因为我母亲去世时，没有为她守丧三年。这个遗憾我这次不能错过。
实际上，他是试探清朝政府，因为守丧三年正好太平天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天津内乱，他们内部自相残杀。所以这时候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清朝政府顺水推舟，你曾国藩不是想在家里为你的父亲守丧嘛，那姑且就守丧到底。
所以曾国藩感到很失望，也很失落，所以在家里头跟他的弟媳都吵架，后来日记当中写了很多自责的话，重新出山之后，他弟弟也死在战场，他都认为自己在家里头没有好好反省，招来那些祸害。
他的弟弟先于他出山，所以他跟他弟弟讲，孔夫子《论语》讲，一个人争来争去，实际上一辈子要认同自己的命。所以孔夫子讲五十而知天命，他说人第一要知命，第二要知言，第三要知理。他说，我斗胆把儒家的东西再发挥，我讲了四知，比孔子所说的三知更多一点，那第四知是什么呢？就是“知人”。什么是知人呢？就是立人达人，培养更多的追随者。
清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没有更多的部级岗位，也就200多个，但是曾国藩善于提拔人。史书中记载，曾国藩还会相面，曾国藩的传记就说，“三角眼”，“棱角分明”，“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召见下面的人来的时候，看很长时间，不跟他讲话）“见者悚然”（被召见人吓得头发都立起来）。等这个人走了之后，曾国藩在自己的本子上会记载，“退则记其优劣”（记载这个人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所以《清史稿》后面还讲了一个“无或爽者”，就是曾国藩的判断从来没有失守过。
《清史稿》还讲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就是说他提拔的人，培养的人特别多，数不胜数。
好多的史学家在研究，统计曾国藩一生提拔了多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近代史研究大家，他统计曾国藩所提拔的部级干部共计47位之多，清朝我们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200多个职位，那曾国藩提拔的几乎占1/4还要多。特别是地方的封疆大吏，地方的封疆大吏管两个省或者三个省的叫总督，管一个省的叫巡抚，所以统称为督抚。那总督曾国藩提拔了多少？全国8个总督当中曾国藩提拔了6位。巡抚当时是15个，东三省采取的是军事管制的办法，所以这时候巡抚15个，曾国藩所提拔的人有12个。所以曾国藩真正做到了自立立人，把更多的追随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

林乾简介：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雍正十三年》。先后于1983、1987、1999年获得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位。1983-1984、1987-1990年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晋为讲师。1990-1996年在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94年晋为副研究员。1999年至今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2001年晋为教授。2002-2004年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赴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赴美国、日本、韩国、葡萄牙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进行学术交流。2006年应邀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清史。林乾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制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清史工程、教育部重大、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在《人民论坛》《法学》《社会科学战线》《民族研究》等期刊发表专业论文近60篇。著有《曾国藩大传》《传统中国的权与法》《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言官与康乾政治》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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