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大国竞争：产能过剩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大国竞争：产能过剩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主讲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授课时长：
本课程授课时长为3-6小时（6小时/天）
讲座内容：
第一讲
中国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出口的核心是技术竞争和贸易成本，其中技术竞争的重点在于实现“创新-市场”循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总结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其中“稳市场”核心在于稳贸易结构、稳投资结构、稳技术结构。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于2022年的数据，中国GDP、人均GDP分别大约是美国的70%和1/6。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意味着，2035年中国名义GDP在总量与美国持平，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
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可行性和挑战性需结合大国竞争的背景进行分析。回顾历史，大国竞争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六个领域，从七次大国竞争的结果来看，胜出国家的GDP均呈现增长显著，因此总量GDP可以作为成为衡量大国竞争成败的重要指标。他强调，未来十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应达到5%，这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国竞争的需要；既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世界秩序变革的需要。
通过对比中日发展情况，对“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追上美国”战略目标的可行性和挑战性展开分析。从水平效应来看，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类似于日本的1960年，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总量效用来看，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增长空间受到全球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强力挤压，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面临挑战；从结构效应来看，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换时期，人工智能、非化石能源革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刚刚兴起，新兴产业能否领先世界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日本在1990年代的增长陷阱。基于此，鞠建东将下个十年的战略总结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其中“稳市场”核心在于稳贸易结构、稳投资结构、稳技术结构。
第二讲
每个行业（产品）都有其特有的生命周期，当一行业处于下降阶段时，将会出现产能过剩。当前新能源产业处于上升阶段，长期来看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虽然新能源行业长期内需求大于供给，但由于绿电上下游市场发展不足、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短期内产能过剩，因此出现长短期错配问题。
全球贸易格局在2000年呈现为欧洲（以德国为核心）和亚太（以美国为核心）的两级结构，在2019年则转变为欧洲（以德国为核心）、亚太（以中国为核心）和北美（以美国为核心）三足鼎立的格局。
根据基准理论，贸易和货币之间呈一一对应关系。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下，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美国处于金融优势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征收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高科技研发、关键产业，从而补强美国实体经济、重构全球价值链。二是利用美元进行金融制裁。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俄罗斯发动多轮金融制裁。
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经历三种情景：一是美国GDP高速增长，中国GDP因衰退而变得缓慢或负增长，但二者货币地位不变；二是美元货币地位快速下降，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行，中美货币地位重回国际货币体系的稳态，匹配各自的经济基本面；三是美国和中国共同向稳态线靠近，并最终达到（20%，20%）均衡的可能。
聚焦我国贸易结构变化，2000年的开放度约为33%，于2007年达到最高值是67%，随后逐步下降至36%。同时，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穿透度呈上升趋势，约为4.5%左右，即中国出口产品占世界其他国家GDP约为4.5%。究其原因，一是要素禀赋（人均资本）结构变化使得我国贸易结构以2022年为分水岭，从向富国出口转为向穷国出口；二是技术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渐变型技术创新、突变型技术创新转型；三是贸易成本在加入WTO后显著下降，但在中美贸易争端之后，我们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成本迅速上升，贸易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南升北降”，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占中国出口份额增加，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占中国出口份额减少，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份额增加；此外，全球贸易警报（GTA）显示美国及其盟国对华贸易“限制性”政策迅速增长。二是“升级受阻”，2022年高技术产品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比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短期回落。三是多元化，国别层面出口HHI指数在2019年之后波动下降，国别层面进口HHI指数在2022年后整体波动下降。从地区层面来看，2018-2023年期间中国出口额增长平均比率较高的省份集中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东部沿海省份平均出口额增长比率较低，内陆省份的出口增长比率高于沿海省份。
未来出口的核心是技术竞争和贸易成本。其中，技术竞争的重点在于实现“创新-市场”循环。如果追赶国不能实现“创新—市场”循环，则陷入“追赶者陷阱”，经济发展停滞，并陷入恶性循环；反之则打破“追赶者陷阱”，实现技术超越。从技术角度来讲，渐变型技术（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的领先者具有优势，追赶者容易落入“追赶者陷阱”；突变型技术（如旧胶卷技术和新数码照相技术）的领先者和追赶者的地位交替出现，旧技术越是先进，选择新技术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此追赶者具有后发优势，而领先者会落入“领先者困境”。以新能源汽车角度分析“领先者困境”，传统汽车巨头高管从自我利益出发，倾向维持现有生产线，难以使生产转轨至新能源汽车领域。
第三讲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新能源行业扩张带来行业内结构重组，技术密集型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导因素，因此未来政府应与企业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变化。
一个经济体保持长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每个行业（产品）都有其特有的生命周期，当一行业处于下降阶段时，将会出现产能过剩。从全球来看，化石能源相关行业（煤电、油电、气电等）已经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去产能是指去落后产能，去落后产能的同时应同步发展先进产能。非化石能源相关行业（例如绿电、电动车等）正处于迅速扩张阶段，长期内需求大于供给，但由于绿电上下游市场（电网结构和储能）发展不足、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短期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出现“短期产能过剩、长期产能不足”的期限错配问题。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新能源行业扩张一定会带来行业内结构重组，生产率高的大企业持续扩张，生产率低的小企业逐渐退出。然而，在长短期需求错配、行业结构重组的背景下，未来在市场中持续生存下来的企业不一定是具有技术优势的“好企业”，而更有可能是受政府扶持力度大的、资金更为雄厚的企业；同时被市场淘汰的企业也不一定是产量欠佳的“差企业”。谈其应对措施，鞠建东指出，首先应区别对待美国与欧盟市场，其次通过FDI建立第三国平台，第三是开拓、培育国内与一带一路的市场需求，例如建立规模达6万亿人民币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
在未来大国竞争中，中国需不断通过提升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等手段，逐步实现追赶和超越。同时，技术密集型创新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导因素，政策的最佳组合方案需要被重新思考。他建议，未来政府应与企业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变化，最终实现与其他大国的竞争共存。
导师介绍：
鞠建东：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南京大学数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1995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 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2007年至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2009年至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至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鞠建东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在《国际金融》《经济学（季刊）》《外交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等著作。曾获2016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经济学类一等奖，2021年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认定为“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2023年其主讲的《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化重构》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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